横向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回应性:分职与协同

进入数字时代,网络问政成为政民互动的新生渠道,为回应性政府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政民互动过程中,政府对于公众诉求的回应绩效既涉及部门间差异,也涉及部门间协同。政府内部横向权力结构约束着政府回应能力,构成政府回应绩效差异的制度成因。研究发现,部门分职塑造了政府回应绩效的部门间差异,而跨部门协同显著提升政府回应质量,尤其是权威性更强的议事协同的回应性生产效应更为明显。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行政执法赋权的现实缘起、路径评析与法治向度

行政执法赋权改革试图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将数十项甚至数百项行政执法权下沉至乡镇街道,最大程度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有权无责”与“无权有责”两项治理难题。在超大规模治理国家过程中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宪法范围内积极促成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弹性治理空间,是推行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宪制诉求。回应基层执法实践难题、优化行政执法试点机制、践行党政合署驱动发展,是启动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依托党政联合发文开启、自上而下科层驱动、多类行政职权下沉方式进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从概括式权力下沉转向类型化赋权、从命令式权力下沉转向民主化赋权、从静止式权力下沉转向动态化赋权,有助于加快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法治化进程。     

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回应性治理

回应性治理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回应性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高度契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从价值、技术和制度三个维度解构回应性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回应性治理的价值内核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元价值,回应性治理本身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具化;技术嵌入化解了回应性迟钝,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高效回应民众诉求;作为价值与技术的桥梁和互动的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回应性治理制度体系将提升国家组织自主回应民众诉求的能力,促进制度性资源的高效配置。     

循例而鉴：突发事件危机沟通中的“镜鉴效应”

危机沟通是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有研究多从“信息输出端”分析沟通过程,对“信息接收端”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民众主体性建构过程的分析,是完整理解危机沟通特别是认知偏差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引入“结构-过程”分析范式,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大数据分析发现：突发事件的危机沟通中存在典型的“镜鉴效应”,民众因循往例开展事件比较,建构个体认知并进行情绪表达。在既往事件“固化效应、标杆效应和首因效应”的作用下,人们会形成对当下事件的“从严责任判定、从重情境界定、从速处置预期”。“镜鉴效应”的产生是政民互动的焦点偏移、网民情感的固化认知、社会情境的传播放大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政府要提升自身公信力和回应性,有效回应民众的差异化诉求,实现基于不同危机场景的“适应性治理”。     

党权、异地任职与中央控制——从三个案例看地方治理的权力畸变与制度矫正

本文以三个案例分析中国地方治理三个向度的权力畸变:一是地方党权的上级任命制度导致买官卖官的权力变异,二是本地任职的政府官员经营家族生意产生的权钱勾连,三是中央下派领导到地方任职引发的权力寻租.分析三个案例旨在说明,在现行干部任用由上级、甚至中央权力统一控制的体制下,不管是干部党内任职、异地任职或是中央下派,都使地方权力脱离开了地方治理,各种权力均成为异地化、虚悬性的存在,与地方治理的客观需求完全无关.这是造成今天中国地方治理乱象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解决中国地方治理乱象的唯一出路,就是建构就地化的权力自治与制衡制度,从而保证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各有针对、各负其责、相互支持,进而保障地方治理的绩效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缘由、内涵特征与实现机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和微观显形的社会现实诉求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被委以治理现代化第一推动集团的重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现实路径和关键所在。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共享着“治理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同时因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所面对问题域的差异而在治理领域和权限边界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渐进式政策调适的内生动力与制度路径：以N区历史问题和化解为例

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化解?通常研究聚焦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解释信访这一制度的预期和非预期后果，另一方面在个案层次上解释纠纷演变过程和地方政府“摆平”策略等。本文依据长时间段的案例资料，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梳理案例地区化解纠纷的四种模式：综合性政策回应、专向性政策回应、统筹性治理回应、预防性治理回应。正是这些更具基础性、综合性、回应性的政策安排和治理措施，让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制度化、结构性和正式的方式给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能够在根本上处理普遍存在的纠纷问题。地方政府在回应本地冲突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本地化的政策体系和治理模式，这些正是中国治理弹性和灵活性最为基础性的方面。     

调适性治理：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制度逻辑

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作为一项保障地方政策权力规范运作的党内监督制度形式,在强化中央政策统一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本文尝试从中国政党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中提出一个“调适性治理”理论框架,用以分析与解释当前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现象及其实践,包括由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常规治理与动员治理、技术治理与政治治理共同形塑的制度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机制互动与深层次制度逻辑。调适性治理的稳定存在与机制生产既是法规部门组织结构及其所处制度环境,以及对环境不断适应与塑造的产物,也是法规部门保持工作灵活变通与政治能动,缓解治理紧张所导致的结果。这可以从工作通报、审查标准、指导案例、问题处理等制度调适过程得到具体呈现。然而,调适性治理在为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带来有效性的同时,也存在目标替代、制度变通、政治偏好、法治张力等制度局限。这为我们全面客观评价调适性治理的制度过程及其对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影响提供了资源。     

再议"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的概念分梳与特征归纳

从政治权力研究学术史的纵向脉络来看,政治学四大流派--能力中心论、关系中心论、影响力中心论与结构中心主义论--关于政治权力内涵界定的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和分析工具,从宏观、微观两大层面阐述政治权力的科学内涵,其基本特征为宏观层面的强制性、阶级性、组织性、自主性和历史性,微观层面的相对性、互动性、后果性和扩张性.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民主治理中的议程回应性:范式重构与理论阐释

如何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环境中回应公民的需求与期望,已经成为当代民主治理的最大挑战。这意味着需要超越民主理论的社会中心论范式,将回应性的研究从责任—控制框架转移到强调国家自主性的能力—建构框架之中。在此框架中,民主治理的回应性是通过一个以政策议程为中心的双边进程而获得的:一方面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有效回应。两者之间的有效结合,造就了民主治理的回应能力,使不同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回应模式中得到有效解决。     

关于地方党政关系现实状况的思考

党政关系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与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本文仅限于就市以下地方政府与地方党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现状作一些思考。一、地方党政关系的现状分析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就决定了我国地方的党政关系,处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模式中,这就是,作为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应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执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地方政府还要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     

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议政相合”管理模式初探

西方国家一些地方政府实行“议政相合”管理模式,有英国的完全相合型、法国的基本相合型和美国、德国的分合混合型等具体类型.这种管理模式与地方自治的管理体制、横向宽幅的管理方式、纵向宽松的权力关系以及各司其责的管理内容密切相关.西方国家一些地方政府实行“议政相合”管理模式,有其自身合理性解释,同时,按照权力分立、权力制约的分析框架,这种模式又存在体制上的空白.     

论地方金融监管权的理论逻辑与配置建构

金融监管权的配置包括横向层面的部门分配和纵向层面的权力分割,地方金融监管权是在金融监管权纵向配置的背景下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回应,也是金融监管权配置理论的逻辑自洽。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权纵向配置存在模式失衡、内容失当、运行失范等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作用,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金融监管权,构建起横向统合、纵向分权的分层监管模式,实现对地方金融监管合法规制和有效监管的目标。     

指派责任制：回应性政府建构的一种有效机制

数据和既有研究表明,中国诸多城市政府通过建设政务热线而具有较高的回应性,其背后的责任机制值得深究。中国城市政府的强回应性源于以“工单”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指派责任制”,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责任机制重塑,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事本主义治理逻辑。市民通过热线平台表达诉求,并与市级政府建立直接联系;诉求转化为“工单”,热线平台代表市级政府以“指派工单”的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及边界,并采用“限时办结机制”“协调督办机制”“评估反馈机制”等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政府回应性保持在较高水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