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朝的世界秩序

从东部欧亚区域史的视角,研究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与宋、西夏和高丽以及西域地区高昌回鹘,东、西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等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显示了辽朝世界秩序的形成、内涵及其特征。这种以辽朝为主导的东部欧亚政治、经济的制度规范以及社会性文化的认同,与费正清教授的东亚“朝贡体系”理论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体现了辽朝建构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即以辽朝为世界秩序中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交邻体制并存的多元复合型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辽朝与宋朝、西夏和高丽以及内亚诸王朝的关系,即辽朝视野下所建构的世界秩序,也体现了包括辽朝在内的以多元一体为格局的中华民族对于塑造东部欧亚区域历史文明形态和推动世界秩序进程的能力和影响力。     

十六——十七世纪中期中国与西方在菲岛的贸易争夺

无论是对于东方或者是西方而言,十六与十七世纪都是令人难忘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实现了历史上首次大交汇,结束了欧亚两个大陆独自发展的时代。但彼此相互认知的情形及结果却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笔者拟以东方中国与西方各国在菲律宾群岛的贸易争夺为红线来展开讨论,以向方家求教。 争夺的背景与条件 由于菲律宾群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十六世纪开始,欧亚各国就对这块土地特感兴趣。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受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和十四、十五世纪世界探险的影响,将商业意识和宗教文化带到了东方,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利用各自国家外贸开放之机和占优势的地理环境及经济条件,也把自己的商业形象树立在东海和南     

琉球与东南亚的贸易交往及航线形成——以《历代宝案》中若干咨文为例

15—16世纪琉球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交往,促进了转运贸易的繁荣,进而使琉球进入"大航海时代"。1425—1570年,近150年的时间里,琉球使船穿梭于东海和南海,航行于中国和东南亚诸国沿岸,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拓展了对东南亚地理风情的认识,也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航线:遵循沿海岸航行的定例,途经福建、广东沿岸,到达中南半岛东部并由此岔分为西向与南下两条路线,逐渐形成了特定时期的"琉球网络"。     

大航海时代的中西文明分野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将世界联结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在大航海时代,规模宏大、装备精良的中国船队在已把握先机的情况下,受传统“夏夷之防”和“务本抑末”观念的影响而拱手放弃了广阔的海洋世界,关闭国门与世隔绝.与之对照,稍晚开始进行航海探险活动的西欧诸国却在经济利益和宗教理想的驱使下,相继发现并征服了非洲、美洲、澳洲等新大陆和亚洲的古老文明国家,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主导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古代早期的中国南海与西海的地理概念

四海是对中国周边海湖和地区的称谓,早期的四海没有确指海域,只是泛指和对举而言。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识的限制,春秋越国所临海既可称“东海”,又可作“南海”;秦以后,“南海”主要指今我国南海以及其南的东南亚、太平洋印尼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的海域。而早期的“西海”所指地域也多难考求,后人们认识扩大,“西海”指代我国西部和西域各湖泊不一。     

海洋资源共享与人文价值——海域研究的人类学反思

海洋区域的协同发展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海域研究的现代转向发端于对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的挑战。海域研究的新面向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地域等多重领域所发生的实体关系，还囊括了在跨国海洋空间内不同利益主体的自我认识、他者印象和对世界的想象，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表征和言论等虚化的意识交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长期的跨海交流交往中，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达成了诸多共识，形成了一个文化共享的价值体系，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主义、商业霸权、地方保护主义等政治性因素给区域社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探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资源共享机制和人文价值互通，对于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外更重要的交流空间。"西域"之学的兴起,曾经给国际学界带来了若干变化:它把以王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国史改变为东洋史或亚洲史;使宗教、语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重要的研究焦点;文献资料范围巨大扩张,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民俗调查和遗址考古,也成为发现新材料的必然途径。和"西域"研究相比,由于曾经共享文化传统,研究重心又在"近世",所以,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如何面对历史记忆与感情纠葛,以及如何面对现实国家与政治立场的牵制,等等。     

论布局政策和区域政策(续)

三、产业布局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抉择 根据我国产业发展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全面实现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鉴于我国现有产业布局的态势与特点,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今后布局政策和区域政策的要点应是: (一)适度倾斜和地区协调发展相结合 我国产业分布和开发条件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尽管三大地带内部也有明显差异,但总的说,东部地带基本达到或接近“成熟型”,中部和近西部大体居于“成     

论历史上的"东亚世界"

在西方殖民主义向世界各地扩张之前,在亚洲东部,很久就存在着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东亚世界是随着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而逐步形成起来的,其范围除了现今中国的本土外,还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东亚各国、各民族通过学习和采用中国的文字、儒家文化、政治制度,通过贸易往来、佛教交流等,共同构成以中国文明为纽带的东亚国际社会秩序,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东亚各国同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宗藩关系,其形式是定期的朝贡。这是儒家伦理学说中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这种准封建政治关系虽不平等,但不同于西欧的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资本殖民主义东扩和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宗藩政治遭到瓦解,东亚世界也随之崩溃。日本曾试图通过武力征服,强行建立由日本主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国际秩序,结果遭到了惨败。东亚世界是东亚各国“自律发挥和自我完成的历史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心,是以各国仰慕向往悠久的中国文明所致。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自然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历史上东亚世界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合作、繁荣、稳定和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     

舆图原自海西来①——《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世界地图考

本文研究了最近在伊朗发现的伊利汗时代百科全书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作者认为这幅地图反映了极为典型的“蒙古时代”的特征,也是东西方地理学知识交流的一个例证。本文对该地图中出现的地名进行了考释,并以此为中心讨论了元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念,他们对地理学知识的重视,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局限。     

我国相对资源承载力区域差异分析

相对资源承载力是将理想状态区域作为参考标准,将研究区与参照区进行对比,得到相对意义上的资源在某区域内可承载的适度人口数量。以全国为参照区,依此计算我国东、中、西部相对资源承载力,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富余较多,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资源承载力均处于超载;东部地区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严重超载,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均处于富余状态。通过对资源承载力现状及相对资源承载力计算比较的综合分析,反映出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     

浅谈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发展的影响

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海上丝绸之路"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该航线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分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起点主要为泉州。南海是中国的最大外海。南海属于中国最南部海域,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在历史上,许多国家就曾与中国有着友好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上交往密切,中国人民和南海地区的各国人民早就拥有深厚的友谊。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海地区在古代和近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使团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使团,远航持续近30年,开通了海道,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将"和番"与"取宝"结合在一起,在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所到之地进行互惠互利贸易,也促使国际市场繁荣,推动商业贸易兴盛,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东西方商路大开。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     

论中西大航海的差异及其影响

本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揭示了15、16世纪中西大航海在背景、动因、组织形式、目的、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了大航海对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影响。     

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澳门范式——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

澳门作为近500年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独木桥,以及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碰撞之地,在西方走向中国、中国连接世界的大航海时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澳门研究在通向重新认知甚至改写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学术努力中,应形成与敦煌学等相媲美甚至更具现实优势的澳门学.澳门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须以澳门深厚的历史及其研究为基础,建构以澳门历史和社会现实为核心内容同时又能丰富世界历史认知的知识系统,揭示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澳门图式及其学术范式,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乃至世界和平的进程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之帝国初探

古往今来世界上版图特大的帝国(王朝)有哪些,其中最大的是不是蒙古帝国——这是一个饶有兴趣并有待研究的问题。通过地图量算和文献研究,得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1580—1640年的西班牙帝国是第二大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帝国是欧亚美连成一片的第三大帝国,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则是地跨欧亚的第四大帝国。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在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形成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对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形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对冷战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使社会主义在适应20世纪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认识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21世纪世界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新境界。     

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东天山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基因交流

本文通过分析石人子沟遗址古人类全基因组序列信息,结合欧亚草原古代人群遗传学研究成果,揭示出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与萨彦—阿尔泰地区成为人群融合、文化互动的活跃区域,为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拓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文化基础。     

从全球视角看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物。他收复台湾的壮举,一直以来被国人津津乐道,传颂千古。至今大家仍不断赞扬郑成功的民族大义,认为他驱逐荷兰殖民者,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郑成功及郑氏家族所代表的海商集团,更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深度参与者。郑氏父子两代建立的海商集团,顺应历史大潮,以贸易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海上力量,并最终称霸东亚海域。到了郑成功时代还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郑氏海商集团引领中国在全球大航海时代初期便深深参与其中,并一度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不是像人们认为的缺席了世界大航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