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组织引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清徐县杨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此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新时代走好乡村振兴之路过程中,农民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本文以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杨村作为调查对象,借助实地研究方式,对该社区基层组织引领村民通过参与选取村民代表、发展集体经济、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村民较为保守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制约着基层组织引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引领村民解放思想、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等多重路径可凝聚村民形成治理共识。     

乡村振兴中的社区转型与治理研究——以Q市R镇为例

随着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村庄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分离。从传统农村散居社区到新型村镇聚居社区,其空间特征、生产方式、居住形态、社区资本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如何治理新社区提出了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镇的实地调研,利用经济-政治-社会三权分治的分析框架对该社区的经济自治、行政(政治)自治、社会(群众)自治事项进行了主体权责划分和治理目标梳理。发现在本案例当中,在搬迁新社区的过渡时期,党组织领导下经济自治、行政自治和群众自治的组织基本建立,解决过渡时期社区经济权益、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等关键任务。但是社区搬迁完成之后依然出现影响社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自治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能力建设严重不足;社区行政自治的主体定位和功能模糊,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能力有限;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发展不足等。针对案例代表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搬迁社区,本研究对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权分治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以乡村旅游带动贫困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探析——以辽宁省建昌县为例

乡村振兴是近两年国家高度重视的发展战略.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建昌县是辽宁省省级贫困县,乡村振兴战略为其脱贫攻坚提供契机.通过对建昌县旅游发展基础、乡村振兴条件和乡村旅游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入调查分析,文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建昌县旅游产品体系,选择正确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建昌县旅游空间格局,合理安排点——线——面的空间布局,认真策划建昌县旅游形象等以乡村旅游带动建昌县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合法性——以农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建设为例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产业振兴面临合法性不足问题,这关乎习近平总书记“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产业振兴中的贯彻落实。通过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践,发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的制度支持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基层政府在项目过程中有选择地制定和执行项目管理制度,这造成的制度不连贯为社会组织带来了合法性不可持续问题。结合既有制度资源看,农村社会组织合法性困境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行业规范不适用于理事会,二是行政制度不持续。行政制度不持续根植于指令治理环境,不能为社会组织提供持久的合法性保障。未来可尝试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开辟制度建设的协商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山区乡村产业振兴与有效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基于皖南山区乡村实践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起决定性作用,而乡村治理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基础。由此,立足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分析乡村治理的发展模式,探析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对于乡村产业的发展和乡村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产业振兴为着手点,通过对皖南山区乡村的治理实践模式研究,探索山区乡村有效治理的模式构建和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落后乡村逆转发展机制研究——以M乡逆转发展情况调研为例

促进落后乡村逆转发展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而政府、市场和乡村社会多方主体价值共创是实现这一逆转的关键机制。政府部门通过提高公共政策决策水平、优化政策供给和调适、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来推动乡村治理。市场优化基础调节作用为涉农项目提供助力。此外,多样化的社会动员机制弥补了市场和小农户衔接不顺畅的环节。然而,虽然部分乡村实现了逆转发展,但是面向未来依然存在很多潜在风险,包括公共产品供给不充足、农业合作社机制不完善、特色产业带动效应不足、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等。针对这些风险问题,推进落后乡村逆转发展需要从机制构建上着力,包括完善公共政策供给调适机制、完善农业合作社经营机制、完善生态资源评估利用机制、完善青壮年人才就业机制、完善特色产业示范带动机制,从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村级党建、治理重心下移与乡村振兴——基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田野调查

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实践中,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型载体发挥着支撑性功用,其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是党的村级组织。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均位于村域之内,具体表现为村级党组织涣散与村庄社会关联断裂。这使得强化村级党建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必经之途。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实施经验看,两者的互动过程呈现出耦合与并进的状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驱动村级党建面向乡村社会,进行社会构建,引领集体行动;村级党建则支撑社会治理重心寓于农村基层,再造乡土自性,重塑治理格局。基于此,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不但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国家与社会均衡互动的局面,而且还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机制。     

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乡村振兴要实现生态宜居的战略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积极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重点剖析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对村庄生态环境问题认知程度不太高,参与保护的意愿不够强烈,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能力还略为缺乏,其参与行动具有情绪化、任务性和从众性特点。其原因主要有政策实施中较少考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农民参与环境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得到提升;激发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部门搭建一个环境治理互动平台;正确处理好乡村发展中的人、机制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后期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等阶段充分挖掘农民主体性表征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发挥农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性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乡村旅游对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提质增效发展。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对我国的乡村旅游人才进行了总结和定义。山东省作为我国首批发展乡村旅游的省份之一,现阶段凸显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以山东省为例,运用大量相关数据并绘制多样图表,从旅游需求、旅游供给、旅游政策支撑等方面对省内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系统评价了山东省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典型问题与发展实际,并在解读相关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