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权力与法治

社会资本理论的再现是时代的要求,是不断地解构、批判和综合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的结果。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概括出了社会资本的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等五种形式及其现代意义。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权力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传统型法制向现代法治的转变)关键时期,如何使政治权力为建构新型社会资本服务,使社会资本成为法治的补充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法治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我国社会转型中,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分层的日益明显,使弱势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本文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论证了法治社会下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了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现状,并提出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措施及建议。     

迈向依法有序的网络维权：社会资本的力量

互联网时代,虽然普通网络维权是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鲜有深入的学术研究。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是促进依法有序网络维权的重要社会机制。具体地说：一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支持和社会动员功能,通过资源帮扶和网络交往两种机制,作用于个体网络维权意愿和行动;二是嵌入人际关系的法律资源（法律知识和法律运用技能）,促进个体利用线上的制度渠道,依法维权;三是同等条件下,年轻人、高教育群体网络维权意愿更强烈、行动更频繁;对网民影响力的乐观判断也鼓舞了普通网络维权。这些发现预示着,丰富的人际社会资本含量,将促使人们通过线上正式渠道维护权益,有利于推进互联网治理和数字社会的法治建设。     

美国的法治社会与民众心理认知

本文通过个案分析揭示了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和运用法律的三种模式。有的人将法律视为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客观领域,而将自己视为法律面前的求助者;有的人将法律视为一种实现个人利益的游戏,而将自己视为法律游戏的参与者;还有的人将法律视为不平等力量的产物,而将自己视为面对法律困境的反抗者。这三种模式几乎可以同时在每一个被访者的讲述中找到。这表明美国人对法律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正是由于这种多样的矛盾性才使法律能够持久而强大。     

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本文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知识资本和企业创新理论研究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知识资本和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内外部社会网络对企业技术和制度创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技术、制度创新能力;内外部社会网络有助于企业知识资本的增加及其作用的发挥,对企业技术、制度创新能力具有更显著的增值作用。     

论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养成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为主体的法律职业群体,以共同的教育背景、职业培训方法和职业准入资格为前提,以知识共同体为基础,以统一的评价机制为保障,在统一的解释标准下,通过对话和交流,形成同质一体的观念上的自主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治的孕育和发展中起到主体性作用,科学地阐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性,充分关注法律职业的培育,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现代法治视野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我国的一项司法政策。现代法治要求法律适用应以不断丰富、发展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内容为目标,绝不能将法与理对立起来,绝不能对法律做出根本背离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社会基本伦理是判断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依据,司法人员只有以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才可能真正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     

论知识资本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消费关系

知识资本参与社会生产过程并起主要作用时,将逐步改变消费的形式和内容,对消费与生产、消费与交换、消费与分配等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生产消费及生活消费在各方面将全面体现知识性特征,并可能逐步形成知本家统治资本家的局面.由于知识资本本身的特征,某些社会成员一旦占有知识资本,其消费将是比实物资本占有者更高层次的消费.依靠知识资本的内在因素和国家调控是引导和调节这种消费的必要手段.     

企业社会资本两类来源间的关系——企业间知识转移背景下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可以有两个来源,但很少涉及这两个来源对企业间知识转移的交互作用。理论角度的探讨表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带来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影响个人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的转化程度,进而影响到企业间知识的转移过程。     

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我国城市居民法治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资料,对我国居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与美国的同类研究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中美服从法律的程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我国居民对司法机构的公正性有较大的宽容度,由于对法律是否服从源于人们是否认同法律的“合法性”,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人们法律意识的强弱,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中国在走向法治化社会的过程中,虽然中国法律权威的建立有赖于政府权威,但法律权威只有尽早脱离政府权威,并成为超越一切权威的权威,法治化进程才有可能完成。     

法律信仰:法治国家之灵魂

法律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物质条件,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精神条件,二者对于法治国家而 言,乃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当前,在我国的法治化过程中,立法成绩突出,而执法效果不理想,究其 原因主要是社会公众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法律信仰的培植。要通过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 司法公正;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全面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实现依法控权,强化政府信用等措施,促进法 律信仰的形成。     

悖反与整合:法律与社会现实的思考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法律案例中,往往国家制定法并不能得以完全的实施,而民间习惯、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对法律事件处理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客观地探究法制建设中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和人文环境,尤其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与非正式的法律方式。对于实现本土资源与法律制度的整合,寻求一条适应中国社会特色的法治之路是十分必要的。     

论法治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

为社会公众提供全面、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实现该目标任务有必要运用政府向社会购买的方式.目前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存在一些制度机制欠缺,尚未妥善调整购买活动中政府、承接方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多重法律关系,也不能充分满足法治社会建设的新需求.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应当从拓展购买范围、强化政府诚信...     

社会资本与弱势群体社会流动机制选择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分布不均衡造成了弱势群体因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处于不流动或向下流动状态。弱势群体社会流动机制选择应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具体路径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促进弱势群体的增权参与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

现代文明区别于已往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法治原则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文化公理,而法律至上。权利平等与社会自治则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点。实行法治原则,意味着在处理涉法性社会争议时必须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和做出决定。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相比．至少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即,以权利义务为线索、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和理由优于结论。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知识、认知力与交流——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分析

知识的创造和获取以及内、外部资源的整合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描述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知识、认知力与交流,强调了非正式的知识交流机制对于正式组织的补充性,指出了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规制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法治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撑作用,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社会资本视阈中“民众导向”治理模式探析

基于我国政府行政在活动依据、服务功能、绩效评价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民众导向"治理新趋势。"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拓展,逐渐彰显了其在行政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也面临许多局限,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将立足"民众导向"治理这一新趋势,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探究我国"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