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治理：功能、问题、框架与任务

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语言问题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性问题,语言治理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网络语言既有适应社会治理的功能,也存在不少需治理的问题。网络语言治理,要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的基础上,建构“三生治理系统”的理论框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展开研究,并明确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体等不同层面多元主体的具体治理任务。     

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要建成新农村,必须改变农村现行治理结构。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重塑农村治理主体;培育农村良好的治理氛围;选择合理的农村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主体的农村治理结构;完善多方共赢的治理机制。     

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农村新社区为载体的社区化治理方式逐渐兴起,它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农村社区化治理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治理的技术手段亟须创新,服务对象和内容不够全面等;其推进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指引,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治理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完善农村社区化治理,需要国家出台城乡社区组织法,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法治化,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形成多层次、协同性、包容性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机制。地方实践探索中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化治理手段,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信息化;适应社会开放、流动的特征,拓展农村社区服务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多元路径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化治理。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过渡状态下的社会治理机制优化研究

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过渡状态下,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存在形式单一、运作僵化及后续乏力的问题,这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构带来极大的羁绊。要解决这些问题,应通过政府适度放权、积极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确立多中心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建立社会治理的协商机制、收缩地方政府权力范围和建立社会治理机制甄选制度来弱化社会治理中的公权驱动;多途径丰富化社会治理工具。     

全球在地化下的语言治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探析

随着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并行发展及双向互动，全球在地化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全球在地化下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互流动打破了全球、区域和地方的界限，以语言差异为标志的身份认同边界面临重构，跨境语言治理的理念与手段也面临挑战，需在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多主体平等参与的横向治理的平衡中寻求出路的同时，促进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彰显平等、和谐、多元的治理理念和艺术追求。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东盟处于在英语和本土语言竞争、殖民历史痕迹和文化自主意识并行、全球与地方的交织互动之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面对这一现实，在深入研究东盟国家的语言治理现状与政策的基础上，以语言治理为抓手，增强我国语言治理的议程设置能力，完善语言治理机制平台，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价值的传播。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语言服务能力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形象的一种体现,它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文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息息相关。“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提升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能力是加强我国与东盟国家彼此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民心相通的要求,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预期成果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现阶段,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能力提升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表现为：语言服务理念滞后,规划意识不强;培养力量不足,缺乏优质语言服务队伍;资源挖掘不深,多元语言优势未能充分发挥;服务方式单一,现代化语言服务技术运用不够;配套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联动监管机制;等等。提升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能力,需要更新理念,增强语言服务规划意识;整合力量,打造优质语言服务队伍;挖掘资源,充分发挥多元语言优势;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搭建智能化语言服务平台;强化制度保障,建立联动监管机制,从而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大学生网瘾问题的社会协同治理

当前大学生网瘾问题相当严重,而网瘾防治方法却呈现治理主体单一、协作性差、效率低等诸多不足,难以有效治理网瘾.社会协同治理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行动,优化网瘾防治机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高效防治大学生网瘾.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

我国长期以来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对跨区域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以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为视角,通过对祁连山国家公园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状的调查,分析其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有效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能有所裨益。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主体治理困境及其应对

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实践中积极创新治理方式,政府、社会组织及市场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逐步成为各地养老服务供给的必然路径。然而考虑到当前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发展的初期性,其发展中还存在诸多困境,既体现在各个主体自身在治理中的定位及成熟度,也体现在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建构上。具体包括:政府角色由传统的福利生产者转向规划者、购买者和监督者,但在新的角色承担中还面临规划权威性及可执行性差、资金使用效率低、缺乏有效可行的监督机制等难题;市场在服务治理中难以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组织数量少,发展空间有限,还未成为自主性供给主体;而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合作更是不成熟,合作网络未生成,主体间也未构建起良性的伙伴关系。面对如此的困境,要正确界定各主体角色及职能,并积极构建多元主体间良性的伙伴关系,从而形成多元主体良性治理的局面。     

不同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对于公司制企业来说,股权结构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而且这也是股份制企业的核心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是由其引发的。激励约束主体作为公司治理体系中的委托方,其地位取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同时它又是各项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最基本前提,因此,要研究公司激励约束主体的塑造,就首先要对与其密切相关的委托代理理论、股权结构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以及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     

对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困境的思考

社区治理存在着治理理论所揭示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引发治理失灵现象,其问题的结症在于政府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能力的有限性,忽视了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社区不能充分积聚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新的社区治理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解决社区治理危机,以政策网络为途径,充分发掘和重视政府之外的诸多社会主体资源和力量,克服社区科层治理的弊端,以适应复杂多变、多元差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的社区多元化的主体需求,满足通过多元的努力解决公共问题,实现社区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目标预期。     

公司组织内部各机关的认知结构

公司组织内外部的行为主体拥有的认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对公司的角色期待;另一种是公司对角色期待的认知。公司内部成员如何认知公司制度或公司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公司治理制度的改善需要从认知的侧面分析研究,内部公司治理制度完善方面要注意监督主体、管理主体、参与决定的程序、决策主体、选任主体等问题的分析。     

由“管理”到“治理”:房产税试点困境的法学救赎

现代经济社会形态的深刻变迁,呼唤着由管理到治理的治国理念转型。房产税试点带有浓厚的管理色彩,其合法性、正当性与有效性都遭受诸多质疑。在治理视野下,房产税改革应当通过制定《房产税法》的方式推进。立法主导路径并不当然地排斥试点,但要求对试点模式进行全面重构。解决试点的合法性问题,需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并由国务院暂停《房产税暂行条例》相关条款在试点地区的实施。在善治理念指引下,房产税试点要着重处理好其定位的谨慎性、主体的民主性、方案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参与性,并以此为未来的税制改革试点模式树立新标杆。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网络视听产业治理主体结构优化路径探析

网络视听产业主要治理主体构成要素为政府治理主体、行业协会、网络视听企业、用户。其中,政府治理作为"元治理"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偏重于刚性治理;行业协会参与治理,偏重于柔性治理和协商式治理;网络视听企业的自治理是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治理手段偏重于刚柔兼济;用户处于产业治理结构的终端,其治理自觉和治理功能的发挥在治理结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优化网络视听产业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即在发挥政府主体的元治理功能的同时,让网络视听企业、行业协会、用户等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协助政府共同承担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