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蒙藏互动关系与明朝应对

十六世纪初期,右翼蒙古势力进入西番地区,打破了明初以来以甘肃镇为军事枢纽,“北拒蒙古,南悍诸番,俾不得相合”的战略格局,也揭开了继蒙元之后蒙藏两族新的历史性互动关系的序幕。右翼蒙古势力深入西番地区建立游牧区,并将大量明朝属番收为己用,“番达合势”,严重冲击明朝在西番地区建立的羁縻统治体系,西北边防也承受巨大压力。“洮河事变”爆发,迫使明朝采取强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遏制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的扩张势头,缓解西北边防压力的目的,但已无力改变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存在的既成事实。而伴随着蒙古各部皈信藏传佛教,蒙藏间结成更为紧密的具有融合性的互动关系。基于彻底解决来自蒙古方面政治军事威胁的政治期待,明朝对于蒙古皈信藏传佛教则持积极推助的态度,试图以此来化解北部边疆问题,这可视为后来清朝统治者“兴黄教所以安蒙古”国策的先声。     

明代对西宁卫地区施政方略初探

明代对西宁卫地区施政方略初探骆桂花明朝建立后，为了更好地西控诸番，加强对西北的军事防务，在“关陇藩翰”的河、湟、挑、岷一线，建立西番诸卫，用军事卫所制度管理边卫地区的军民等事。于是，许多军事单位变成了军政兼管的行政地理单位。作为边隆要塞的西宁，明军于...     

试论清代乾隆年闻的杂谷事件

杂谷土司曾是清初嘉绒各部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乾隆年间发生的清地方官员灭杂谷土司的杂谷事件,不仅对第二次金川之役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理番四土”土司的最后形成及嘉绒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介于两次金川之役之间的杂谷事件,无论耗时、耗资都远不及金川之役,所以一直未引起史家们的重视。本文在此拟对杂谷土司世系及杂谷事件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朝在青海地区的施政方略

明朝在青海地区的施政方略宋宁明朝洪武初年，通过军事征伐和招抚措施，甘青等地归于明朝版图、元帝虽败退漠北，但势力仍盛，屡谋兴复，成为明朝最大边患。明廷为巩固北部边防，除沿长城一线列置若干军镇以外，在西北边卫，军民兼治，并建重镇于甘州，以实现“北拒蒙古，...     

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以桂西北仫佬族聚居地为例

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网络的演变是透视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窗口。基于对桂西北仫佬族地区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圈层关系的考察,发现社会流动、现代文明以及媒介技术加剧了“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由亲缘、地缘构成的关系网络和互助体系日趋松弛,呈现出时空延续、非地域化、市场化等特征。在民族地区迈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重塑仫佬族新社会网络的“根”与“魂”,将“原生”社会网络的重塑与新社会网络的构建并行并重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东部“家西番”的机缘与形成——以清代牌楼沟碑刻为中心

西宁浅山地区的牌楼沟村是一个汉、番混居的村落,在清中后期经历了从陈氏“汉行番俗”到马氏“番汉二礼两相并行”的变化.作为“番”、“汉”家族所具有的族群意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借以地城变迁为背景,通过对牌楼沟村汉、番两个家族的考察,再现他们因应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变,调适自身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省藩中间地带国家、地方/族群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番”的身份标签被利用来参与乡村社会权力与资源的竞争.“家西番”的形成既受国家治边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以“寺族”为主的社会结构.此外,内部双方的竞争及其外在公共认知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 ,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 ,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元代吐蕃驿站略述

元朝在吐蕃建立驿站制度,是元王朝加强对吐蕃地方的统治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极其重要。元朝中央政府在吐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设置驿站,对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无疑起了颇为显著的作用。一元朝中央政府实现对吐蕃地区的统辖,即结束了吐蕃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自从九世纪末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在奴隶大起义中瓦解,形成了各地方势力的割据,长期分裂和互相斗争,佛教亦与地方势力结合,教派林立,严重地阻碍着藏族社会的发     

略论历史上川西北地区的藏汉贸易

四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枕青藏高原东南麓,俯瞰川西平原,历来是氐羌、藏等各族人民生活、繁衍、开发的地区。由于中央王朝在这里建置较早,汉族人民或由驻军屯戍,或从事垦殖商贸,也先后进入四川西北。唐代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发展,藏族遍及川西北地区而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唐王朝设立松、当、静、拓、恭、     

论明廷授予土司的流官职衔类型

通过对被授予本省文武流官职衔和外省文官职衔的三位土司展开分析,认为明代土司被授予的流官职衔通常属于加官而非兼官,仅是虚职。这样的授职与明代土流官员分列的制度设计相吻合,既能防范地方势力坐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土司的积极性,是明朝对元代土官制度的重要发展。     

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明中期桂西土兵东进大藤峡地区建立武靖州的进程去考察"狼兵"、"狼人"之称出现的历史过程,认为正是由于桂西土司独特的内部组织、明中期大藤峡地区的动乱,以及官府对桂西土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在土兵与大藤峡地区的"民"和"猺獞"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狼"由桂西土著山民而成为军事组织的类目、社会身份的标签,并逐渐成为一种族称。"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实际上是明代中期广西地方动乱、土司势力和王朝户籍赋役制度三者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     

李安宅、于式玉对民国川西北及德格土司头人的调查与特点~

文章通过对李安宅、于式玉1940年代前半期川西北的汶川、理番、松潘、黑水、德格等地调查报告的梳理,分析了他们对川西北、德格土司头入调查的内容及其特点,即调查涉及面广,重点突出,政府支持。文章肯定了他们不避艰险,身体力行的研究精神,肯定了他们在调查中细致入微的观察与高屋建瓴的分析,同时也指出了调查中存在的某些局限。     

邓小平四川藏区民主改革思想与实践

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式,领导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及劳动人民,开展以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消除剥削压迫、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建国初期,邓小平等依据民主主义的任务,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采取协商方式、实行宽大措施开展土改的构想。再经总结,提升为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载之宪法,成为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改造部分民族旧社会形态。即使采取协商方式开展改革,也有可能遭到反对。针对叛乱,邓小平确定“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方针,组织群众,平息叛乱,保障改革、坚决改革。在改革上,邓小平及时作出指示,引导改革顺利开展,确定“发动群众、上层协商”的改革方针。“发动群众”表明改革依靠群众;“上层协商”反映用“赎买”施以改革,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造方式。文章通过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依靠谁改革,以及如何对待叛乱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认识,也是邓小平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理论成果。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明王朝的另一个长城——麻贵

嘉靖后期到万历末年，是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当时出现的“南倭北虏”对明代的政治统治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倭”是指由日本武士、浪人和奸商组成的海盗集团，他们经常侵扰我国的东南沿海一线；“北虏”是指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贵族武装不断进犯内地，“北虏”的存在虽属于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京密云番字牌村藏文石刻初探

番字牌村地处北京东北远郊密云县山区,北距县中心四十公里。该村因有“番字”石刻而得名,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为何在如此偏远又鲜为人知的小山村竟有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呢?1987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文物研究所及密云县文管所部分同志,在番字牌乡公所的热情协助下,对该村崖刻文字进行了初步考察。现就对该村所谓“番字”内容、产生年代及其意义,仅抒个人管窥之见。     

察合台后王与瓦剌封建主及明王朝在丝路上的关系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秋,明将徐达、常遇春等北取中原,期于大都会师。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卒后谥号顺帝)携后妃、太子及宗室北走。以妥欢贴睦尔为首的蒙古封建主被迫退出中原后,仍沿用元朝帝号、印玺、宣敕金牌及官制等,企图重新入主中原,与明朝形成长期对峙局面。在明朝辖境内,也还居住着几十万蒙古族,例如甘肃河西走廊西端与新疆东部的沙州、罕东、赤斤蒙古、哈密等卫所所辖地区,就有不少蒙古族,明朝政府任命其已归顺的头目为卫所的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及镇抚等官职。新疆天山南北则有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蒙古族,明代也称其为“别失八里”、“亦力把里”或“吐鲁番”。东部蒙古(明代称鞑靼部)势力衰败后,哈密和吐鲁番北面的瓦剌势力崛起,打败察合台后王,迫使歪思汗西迁至伊犁河流域。此后,察合台后王、瓦剌封建主及明王朝三方,围绕丝绸之路上的要道哈密,既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争,又保持一定的政治、经济联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复杂多变。     

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

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 ,是由于汉族移民中的一批通晓汉文化、通晓儒学的人 ,主要通过辟召为郡县属僚 ,占据地方权力 ,取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并使掌控的文化世袭化 ,发展而为大姓势力。他们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 ,乘机占有原来的编户以为部曲 ,成为称雄南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使南中地区汉族自耕农 -地主社会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半农奴社会。另外 ,大姓部曲中聘策而来的“恶夷”实际仅在有事时可供利用 ,大姓并未能完全控制 ,造成后来大姓和夷帅结合的局面 ,成为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出现夷化的政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