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与近代开栅——兼论黑色经济背后的乡村社会

山西是近代鸦片泛滥的一个重灾区 ,自十九世纪初由晋商将鸦片从沿海带回山西贩食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这种黑色的幽灵一直游荡在山西的乡村社会中。通过对山西省文水县开栅村的考察 ,可以看到鸦片对这个内陆乡村近一个世纪的影响 ,即“繁荣亦鸦片 ,萧条亦鸦片” ,由此透视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 ,一个内陆乡村社会发展的轨迹     

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的鸦片问题(1848-1943)

自19世纪中叶加州发现黄金后华人开始大童赴美,到1943年美国取消排华法的近一百中,美国华侨社会中的烟毒较为盛行.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烟毒流行,主要是鸦片吸食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美国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消遣方式;从事鸦片贸易而获取的暴利,驱使华侨热衷走私和贩卖毒品,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为毒贩提供武力保护.鸦片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巨大,致使华侨浪费钱财,伤及身心,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它还引发了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给美国排华分子以排华口实.在控制烟毒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而华侨商贩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毒行动难有成效.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下的西北农村社会问题分析——以民国时期甘宁青三省区为例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的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与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仍、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     

清朝中后期社会吸食鸦片群体成因探(1780～1911年)

清人吸食鸦片现象在各个阶层群体中广泛流行,经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黑暗腐朽的鸦片文化.鸦片在清代中后期对社会的危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许多学者通常把鸦片在中国的危害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客观外因,忽视了清代大量的人群主动吸食鸦片这一根本的主观内因.笔者认为清代腐朽鸦片文化的主要成因在于国内社会群体主动吸食鸦片.有鉴于此,清朝中后期吸食鸦片群体的成因是本文将探讨的核心方面.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政策研究(1937-1945)

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民国度里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必须对乡土社会进行广泛持久的政治动员和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认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以经济整合、政治整合、思想文化整合等方面对于乡村社会进行了整合,通过这些方面的整合,对瓦解既有社会秩序、重构意识形态乃至抗战的胜利坚定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之后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民心。     

宋代文化娱乐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影响

宋代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为城镇的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又有效地刺激了商贸市场的兴盛,对宋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对宋代文化娱乐与社会经济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绿色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进步

农村绿色经济发展落后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本文以我国农村绿色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资源环境和农村绿色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协调性不理想,资源环境对农村绿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很大约束,而农村绿色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进步之间的协调性较好。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诸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包括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落后、环境污染等严重阻碍了绿色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绿色经济发展必须改善资源环境,降低其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约束力。     

民国时期铁路对淮河流域经济的驱动(1912-1937)

20世纪上半叶,京汉、津浦、陇海、淮南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有力推动了淮河流域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受铁路这一新兴运输方式的影响,淮域农产品销量倍增,商品化程度提高,一些市场前景较好的农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呈现区域化、集中化的倾向;工业分布向铁路沿线位移,工业品产量不断提高;铁路因速度快、运力大,在淮域运输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铁路沿线城市迅速成长,运河、淮河沿岸的城市则渐趋衰落,城市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     

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国民政府对矿业的管理,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整顿矿业秩序,规范采矿行为,来开发矿利,提高财政收入,增强国势;另一方面却无法控制过量的税费和运费,无法改善矿业的生产技术,降低矿产品成本,从而制约了矿业的发展。这种矛盾与冲突,既与当时政治环境不良,政权尚未实现实质性统一有关,也与国民政府自身政治体制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下,政策缺乏整体规划不无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外经济开放研究(1928～1936)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艰苦努力,废除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扩大对外经济开放,对外经济开放扩大了对外贸易规模,吸引了更多投资资金,提高了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密切了中外劳务交流.但是,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大的反复性和曲折性.技术的落后、资本的缺乏、内需的不足和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冲击,是制约对外经济开放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南京国民政府过分注重技术的模仿,对于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没有真正学习,从长期来看,经济上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近代商会研究的新成果——《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评介

张学军、孙炳芳教授所著《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作为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商会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与农村老年人身心状况

本研究考察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网络变化对其身心状况的影响。研究证明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网络变化都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有显著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变量中 ,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和身体状况都有影响 ,职业地位则只对身体状况有影响。在社会支持的数量中 ,支持网中有无配偶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身体状况都有显著关系 ,子女的数量只与生活满意度有关。在社会支持的质量方面 ,关系强度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关系 ,网络资本中网络成员经济收入的平均水平则与生活满意度和身体状况都有显著关系。在所有因素中 ,影响最大的是网络的变化 ,失去网络成员对老年人身心状况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变量的影响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及其特色(1897-1937)

1897年至1937年,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依次经历了德租时期的奠基阶段、日据时期的转型阶段和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主政时期的整合阶段。青岛也由一个传统的封建小市镇跃身成为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城市。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发展历程、统治政策等原因,与中国其它沿江、沿海城市相比,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发展轨迹迥然不同,因而特色鲜明。     

促进高校规模扩张和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

高校扩招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应采取积极的对策,促进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些对策主要是:质量并重,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切实解决贫困生的经济困难,促进办学主体社会化,推动高校后勤改革。     

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变迁的经济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步确立,我国农村社会资本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即由单一传统社会资本逐渐转向传统和现代社会资本并存,进而向现代社会资本占主导的趋势发展.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换角度解释这一变迁,并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变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社会资本变迁能提高交易概率,同时也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增加.为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避免其消极影响,必须引入正式制度.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整体构想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在真正意义上被纳入到全球化经济体系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的。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村社会制度的外部环境,农村衰败程度日益加深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逐步加强就构成了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双重背景。这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上有一套标本兼治的整体构想,确定在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目标、阶段、主体、动力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