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普林小说与“五四”抒情小说

"五四"时期,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五四"作家从外国小说里看到了有别于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形成了新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基于表现内心真实情感的内在要求,"五四"作家大胆探索,创作了一大批突破传统的抒情小说。库普林小说对"五四"时期中国抒情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欲望"理性化叙述的盲视--"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前瞻性思考

"五四"时期,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姿态,与新文化运动进行对话,前瞻性地提出避免西方偏于物质文明的弊病,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营造的精神世界,在东与西、古与今更为宏阔的背景下追思人类的心路历程,探讨欲望与文化的难题,对精神文化的发展路向作出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本世纪初年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新民学说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五四”新青年以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为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运动,革新传统的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这一切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那具有时代意义的心路历程乃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递嬗的重要一环     

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梁启超晚年 ,面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社会危机和中国在袁世凯败亡后的军阀混战 ,尤其是经过 1 91 9年在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 ,逐步改变了过去全面学习西方社会和竭力引进西方文化的思想文化追求 ,试图在东西方文明互补中创造一种新的第三种文明。为此 ,他提出将西方的物质文化与东方的精神文化合二而一 ,特别是要以西方的辩证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 ,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梁启超的这种努力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思想上的“倒退” ,其实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 ,客观上为后来新儒家的登台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语境中梁启超“情感”观的转变

从清末至民初,梁启超在其以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高度肯定理性的价值,而对于情感则相对忽视,甚至排斥。就此而言,其与同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存在差距。欧洲之行使梁启超认识到正是盲目尊崇科学理性使西方的现代发展走上歧途,他指认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反复强调情感相对于理性的特殊价值,呼吁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能忽视情感维度,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产生分歧。梁启超情感观的变化也使其文学观发生转变,他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从情感的角度界定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这与文学革命中启蒙主义的文学观构成对话。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五四文学理性精神批判

五四文学虽力求通过理性的觉醒促进情感的解放,但由于作为逻辑前提的理性缺乏足够的文化力量,结果造成了作家主体与形象客体之间精神意向上的尖锐矛盾,以及作家主体理性精神的内在分裂。五四文学始终未能从情感的迷乱中走出来,而且其情感主要表现为实体性的伦理政治情感,其主人公往往是缺乏创造生活勇气的"被动者"形象。这一切最终引发了对自我主体的怀疑乃至对理性信念的否定。     

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新道路——评李茂民新著《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

当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解体之后,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就成为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五四时期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冲突和论争并未随着五四时代的终结而终结,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不时听到关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李茂民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的出版,自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之间 --来自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论

20世纪初,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与科学技术迅疾深入发展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在如何汲取科学并克服科学发展之弊的关系上,梁启超捐弃了"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这两种单向度的极端态度,在营造适宜科学发展的文化场域的同时,倡导情感、信仰与宗教护佑理性价值的必要性.其科学价值论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促进科学理性、道德情感与审美理想走向圆融.     

五四精神与现代化——上海社联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

5月3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五周年,邀请本市近20位专家、学者,举行“五四精神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围绕五四精神的继承、新的文化建设以及如何面对全球性的西方文化冲击、传统与现代化、秩序与民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在商品化、市场化、世俗化的今天,“五四”精神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有没有研究的意义?有没有继承的必要?与会者指出:“五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特定的涵义。“五四”精神就是批判精神、科学、民主和人本主义精神。“五四”时期是     

水意象抒情母题的文化探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水意象的描写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以水喻情更是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母题而显得风格独标。这种抒情母题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思想的源头包含了上古时原始的宗教意识,即对水的崇拜,也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更加体现了古中国社会风俗的遗存。而水的自然属性也与情感的质地有着天然的相似。综其几种因素,以水喻情的抒情母题才具有了坚实的形成基础,并最终能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     

论郭沫若的文化选择及其“生命底文学”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呈现出不中不西的混合状态。他以动的文化精神为统摄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幅度的重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与他通过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形成的“生命底文学”的诗学观念有着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决定着《女神》的风采与格调。     

梁启超“新文体”与20世纪初文界剧变

20世纪初,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充当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文艺轻骑兵,影响乃至左右了晚清与"五四"时期散文变革的历史走向。师法欧西,维新吾民,撞响自由之钟,铸造民族之魂,激发民气,新民救国,梁启超们用饱蘸情感的"新文体"创造了"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神话。20世纪初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的报章之文,大多笔锋常带感情,充溢着忧患意识、尚武精神、破坏观念、种族之思、家国之感、启蒙精神与救亡情怀。引欧西文思入中国文,打倒了桐城古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散文文体,开"五四"文学革命先声,正是梁启超发起文界革命及其"新文体"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教或儒道互补为主干。几千年历史,经历多少朝代,儒教基本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体系。第二种意见,对传文化以儒教为干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中国传文化是否以儒学为主干,这至少在文学领域是值得研究的。第三种意见,认为传统文化不是任何一个流派或人物的思想等具体形态,而是指中国文化的整体,及以该整体所包容的一套观念体系或一种基本精神。其时间外延上应该大体限定在“五四”运动以前,其内涵上是指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精神观念。也有人认为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应把文化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亦即人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表现的统一。内在精神与外在形态是体与用的关系。文化的传递、延续和发展,文化不是诸如制度、习俗、科学、艺术,甚至文化、典籍之类的死物,而是活泼的、有生命的东西。依据这种文化观,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实践理性,这与以认知理性为根本精神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照,实践理性重在求善,教人如何做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梁启超的日译西学与五四新文学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运用"和文汉读法"学习日语,意欲建造一座连通中西文化的巴贝尔塔,但是,翻译方法的急功近利、文学观念的返归传统,以及中、日、西多种思想的交错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梁启超难以跨越中国传统文学的樊篱,完成引导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转型.本文从翻译手段、文学观念、思想文化等三个层面考察梁启超通过日文译介西学的行为,进而探析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的承续关系.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