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职贡图》与“西戎”诸国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内不同古代民族之间关系复杂而多元的历史阶段。从近年来有关梁元帝《职贡图》摹本的新发现,以及青海吐谷浑故地南北朝至唐代吐蕃时期的考古新成果综合分析,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南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不仅并未中断,反而通过与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各古代民族之间积极的交往、互动,建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丝路交通网络,体现出南朝中央的“大一统”国家观和民族观,维系了秦汉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的延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里坤木垒和布克赛尔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的天山北麓,面积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是一个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这里居住着哈萨克、汉、蒙古、维吾尔等十三个民族,将近五万人口。一九五四年九月成立了自治县,到现在已整整十年了。十年来,自治县的畜牧业生产,由于贯彻了“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积极进行水利、草原建     

军事技术大发展与宋代兵书编撰

宋朝正处于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军事技术的进步与兵书编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军事技术的进步深刻地影响着宋代兵书的形式与内容;另一方面,宋代兵书的编撰促进了军事技术的推广,这种良性互动又直接反映到军事实践之中。从宋代兵书的编撰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的特点。     

军事技术大发展与宋代兵书编撰

宋朝正处于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军事技术的进步与兵书编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军事技术的进步深刻地影响着宋代兵书的形式与内容;另一方面,宋代兵书的编撰促进了军事技术的推广,这种良性互动又直接反映到军事实践之中.从宋代兵书的编撰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的特点.     

论《格萨尔·贵德分章本》的同属抄本系统及其汉译文本的情节变异特色

《格萨尔·贵德分章本》因其最早被发现且被完整汉译,在我国《格萨尔》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该文本的藏文原本散佚且仅存汉译本,学界对于该汉译本的情节内容持有怀疑和完全肯定两种态度。文章参照与该文本具有密切关系的“同属抄本系统”的几个藏文抄本,尝试分析了该汉译本在情节内容上的变异特色及其在学界产生的影响,认为该汉译本在情节内容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华甲艺人“阐释”和“增添”的能力,同时也留下了王沂暖根据时势需要和研究成果“修订”的痕迹。但就该“同属抄本系统”的整体来看,它们不仅提示了抄本形成的时代特色,而且也反映了抄本传承中地方性文化互动的特色。     

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

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唐朝“与吐蕃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血肉联系,两族间的茶马互市,正是这种密切联系和传统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而末、明两代最为兴盛。清代以后,两族间的贸易已扩大至茶马之外,无论贸易的规模或交换的种类,都已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早在唐朝以前,封建王朝已向西北少数民族买过马。例如东汉元初元年(公元一一四年),汉廷为了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就曾向羌人买马。唐代,吐蕃兴起于西藏高原后,     

哈萨克族婚俗初探

哈萨克族是世居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古老民族,是西北古代少数民族乌孙、塞种、月氏、康居、阿兰等许多部落和部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列夫申在《吉尔吉斯——哈萨克各部及各草原的叙述》中说,哈萨克是很早就有的古代部族之一,其族名也出现较早。哈萨克族是有1000多万人口的跨国民族,主要活动在地跨欧亚大陆的哈萨克草原上(杭爱山、阿勒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天山至乌拉尔山、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至耶底里河一带及加依克河流域。中国的哈萨克族约有120万,多与汉、回、维吾尔、蒙古等族     

草原文化轻骑兵

在辽阔的黑龙江杜尔伯特草原上,有一支年轻的民族艺术队伍,常年为蒙古、汉等民族热情服务,群众亲切地称它是“草原上的百灵鸟”、“党的宣传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一     

草原：天道与人道——对话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郝益东

只要转变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人类的行为将更加理性，草原牧区完全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草原牧区也一定能够做到“美丽与发展共赢”。     

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

突厥(Ｔｕｒｋ),严格地讲,指的是6—8世纪活跃在亚洲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代民族;初属柔然,6世纪中叶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突厥汗国;其势力范围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西南隔阿姆河与波斯相望。6世纪末,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后相继并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古代民族的突厥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不同民族的游牧人说着同突厥部众大体相同的语言,于是在南方的、操着与之完全不同语言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开始把他们统统说成“突厥人”(Ｔｕｒｋｓ),把这些“突厥人”活动的地方称作“突厥斯坦”(Ｔｕｒ…     

政治角力下的边疆区域归属变更——以民国时期陶乐地区归属纠纷为例

陶乐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宁夏平原向鄂尔多斯高原过渡地带。民国时期宁夏和绥远两省在政治、军事、经济、人口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对陶乐地区的归属展开持续争夺。1937年宁夏省最终控制陶乐地区，并于1941年设立县治。在晚清以来农牧界线北移和边疆治理政策变化的过程中，以近代陶乐为代表的西北边疆政区演变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共同完成：政治、军事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垦殖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人口的聚居并非近代陶乐政区设置的主要因素，却是近代蒙地政治经济变迁的产物。因蒙旗政治、经济衰落和新辟农业垦区缺乏士绅阶层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为新兴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省级行政权力争夺的空间。这一政治权力争夺过程还表现在民国时期边疆政治格局中的中央权力退却和地方权力扩张，因为“地方—地方”关系缺乏中央权力的制约和引导，导致地方权力间的互动演变为军事实力的角力，这是“陶乐问题”所展现的民国时期边疆政治权力互动过程的典型特点。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西部民族地区草原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一个“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基于S省H村的田野调查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大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草原环境治理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构成要素。通过对S省H村的田野调查,引入“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立足于制度与生活互动的研究视角,对H村破解草原治理难题的深层逻辑进行考察。研究表明,政府与牧民社会的有效互动激活了牧民参与草原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是草原环境治理取得丰富成果的关键。具体而言,政府不断增强政策性资源供给,通过加大资金供给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利用宣传工具造势,建构出浓厚的草原环境治理氛围;村集体组织则承接和传递政府各类资源,采取重塑村社公共精神和重构地方性非正式规定等柔性治理手段,唤醒了牧民对村社集体的信任与认同,实现了村社共同体的再造。在上述草原环境治理实践中,制度主体与生活主体持续互动,促使牧民认识到保护草原生态的重要性,看到了解决草原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于是,牧民开始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约资源的准则,因而完成了草原治理中“无动于衷”到“被迫参与”再到“生态自觉”的重大转变“。制度—生活”分析框架的引入,拓展了草原环境治理的研究视角,增进和深化了对草原环境...     

黄鹤展翅 情溢两江——武汉市民族工作一瞥

浩瀚长江,世界的黄金水道。京广铁路,被称为中国南北的动脉。素有“九省通衢”的式汉就雄踞在这十字交汇的地方。长江和汉江将其分成汉口、汉阳、式昌三镇。这种“一体三位”的自然格局,使这里的少数民族分布得散而又散。辖内的13个区县居有回、土家等42个民族近4万人,全市没有一个聚居的民族行政村或街道。针对“散而又散”的状况,式汉市民委“面向式汉三镇,服务各族同胞”展开自已的工作。城市民族工作中重要问题的解决需要各部门支特协同。 1990年5月13日正式成立的式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由市有关委、局、区、大型企业负责同志和民族代表28人组成。实行专职和兼职委员相结合,既有明确的议事规则和协商制度,也规定了各委员单位所承担的民族事务。重要问题现场办公,集体“会诊”;一     

西藏农民生计中的农牧结合策略研究

农牧结合与否是各国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决策。文章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资料和政府统计数据,分析当前西藏农民生计中农牧结合现状及其政策价值。研究表明：(1)江孜县班觉伦布村的田野调查显示,农牧结合策略仍是当前多数村民生计中的最佳选择,农牧结合策略所带来的综合收益是单一种植业收益的1.5—2倍,并在维护藏族传统文化和抵抗风险冲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政府宏观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当前西藏74个区县中农牧结合策略仍较为普遍;其反映出来的农牧结合综合收益水平与班觉伦布村类似。(3)西藏农民生计中农牧结合策略生成演变的内在逻辑,在于实现了种植业、畜牧业之间产品及副产品的循环利用,农户家庭中半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农牧产品和劳动力的价值增值。(4)政府在制定土地流转补偿标准时,要充分考虑土地流转后畜牧业的损失;在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时,要根据农牧结合的程度,因地制宜、慎重稳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边地逻辑——基于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现象的考察

中国境内“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客观条件。同时，如何在普遍性的客观条件下，找寻相关经典跨族群关系建构中的历史演变特征、规律，进而在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历史逻辑问题，应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重大课题。再则，普遍性特征的背后，往往是“点”与“面”的衔接性，是“边缘”与“中心”的整体契合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既需要内地中心普遍案例的量化支撑，还需要边地社会经典样本的质性论证。可以说，边地社会样本的客观存在，方能直接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客观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不仅在跨族群关系建构层面提供了混融共生这一内在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学理载体，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地社会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现实实践层面的厚重支撑。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上都书写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发达通畅,经过的地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样,民俗独特丰富,游牧文化的都邑也随着从"蒙古国"至"元帝国"的转换而在兴起。上都既是流动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静止点,又是农牧文化集中交融之处,它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王朝中最具独特性的都邑范式,昭示了它所具有的纪念碑性的城市建筑群的意义。文人在对以上都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织而成的新型都邑文化的图解中,渐变式地交融、接受草原游牧文明。解读隐含在上都诗作背后的文人心态,可以进一步考察丝绸之路诗歌背后所蕴含的汉文化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真实理解,并由此谛视元人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从唐与吐谷浑的关系看唐对吐谷浑的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奠定 ,唐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又进行整合和总结 ,形成了“胡汉交融 ,思想开放 ,兼收并蓄 ,取精用宏”的文化开放心态。这可从唐对吐谷浑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窥其一斑     

弘扬昭君文化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现实思考

被誉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留有“昭君出塞”的千古佳话,千百年来,在华夏大地上广为传颂.王昭君,本名王嫱,字昭君,出生于湖北省兴山县香溪河畔的一个平民之家,汉元帝时代,昭君被选入汉宫.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呼韩邪自愿归附汉朝,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昭君得知此事,自愿请行出塞,充当和亲使者,昭君到达塞北后,被封为“宁胡瘀氏”,这就是有名的“昭君出塞”.从此,草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汉匈双方友好长达60年之久,出现了和平繁盛的局面.     

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

本文关注于唐代吐蕃时期,吐蕃在军事占领区所设的军政机构,学界几个尚待辩证的核心议题。如,军政机构建制的原理及缘由,以及汉文史料所载机构名与官职衔,它们是仿自李唐或本土自有的延伸?吐蕃的军事机构设置在何处?各自统辖范围为何?彼此间的阶层统属关系?与中央如何互动往来?兼论首席宰相可有兼任边区军政机构长官的可能性。笔者以汉藏文史料、碑文、简牍与出土敦煌文献考证出发,并实证地检视、评论近现代国际藏学专家著作,本文综合以上的研究材料,具体地针对前述核心议题,指出吐蕃军政机构建制系将本部地方建制,移植于青海后,再扩张延伸于边区,复因地制宜略有变化,实则呼应笔者所见,军政机构建制之特色,即实行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动员容易且编制简单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