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双向赋能：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增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现有研究多探讨一般意义上和日常状态下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对应急状态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这一过程对党建本身的促进作用关注不足。在阐明党和社区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中“双向赋能”逻辑的基础上,文章立足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结构功能优势,结合应急防控中的“党员先锋队”案例,勾勒了这一逻辑在应急情境下的运行机制框架。应急状态下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双向赋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总结其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优化社区常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及治理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遇到的重大挑战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出现了"内卷化"现象。这种"内卷化"的发生机制源于同质化的考核机制、乡镇政府过度追逐本地利益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人员的行政化追求。治理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问题,必须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模式,重塑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多元主体,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畅通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表达机制,改革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政绩考核体系。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地缘村落的人情“内卷化”——基于冀北H村的田野调查

地缘村落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结构层面有着不同于血缘村落的运行逻辑,以维系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关系.基于对冀北一个移民性地缘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分析了变动中的地缘村落人情关系,并以“内卷化”作为理解地缘村落人情的视角来观察村落的人情互助机制.研究发现,地缘村落人情关系网的扩展呈现出一种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型增长”趋势.     

基层清单治理的价值证成与适配异步

技术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和权力实践。清单制作为“技术治理浪潮”中兴起的一项重要工具,能够帮助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之间的治理关系边界,为转型中的社会治理单元供给了“可视化”“精细化”“联合化”“共治化”四大价值证成。同时,清单治理也遭遇了“泛技术化”适配困境：形式化、内卷化、碎片化、越界化。因此,如何完善清单制,让更为科学规范的技术治理适配上多元的基层治理场景,使技术治理可以继续透视、引导、重构、平衡社会转型中的各方治理力量。     

风险防范与危机抵御：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及其实现

社会的“不确定性”让社区承载了更大的治理压力,也要求社区治理展现出更强的体系调整能力和更可持续的治理效能。本研究通过对常态与非常态情境下的社区治理实践总结,以防范风险和抵御危机的功能面向对在社会“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双重社区治理模式予以归纳提炼;并以此为基础,针对二者在实施、串联和调整过程中展现出的问题,以社区协商为方式和理念,探索以两种功能共存为特征,即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路径及其建构的可能。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行动已广泛开展,这被认为是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运用“体制嵌入”的概念来分析政府组织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运用“组织回应”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面对这种体制嵌入所采取的行动,运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互动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发现,政府组织通过将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而把社会组织纳入到自身的行动逻辑中;社会组织则通过模仿政府组织的行动争取到自身发展的资源.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使组织机制运转起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组织机制分析将组织行动者如何选择适恰的“机制”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作为研究重点。援引这一分析方法,基于社区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情境创设与规则导入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两种重要机制。一是组织行动者借助组织、问题、技术的情境创设机制使党组织在多层级议事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将复杂的治理难题转化和提炼成公共性议题,并通过技术赋能使社区协商更为便捷、高效;二是组织行动者借助清单式、程序式、激励式规则导入机制对协商内容加以分类和确认,打造递进而闭环的协商流程,实现对行动者的广泛动员。这种运作机制背后蕴含了一种以制度调适和赋权手段界定组织行动的成员构成、权责边界和规则程序的“制度化”逻辑,为抑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伪创新”提供了可行思路。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