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学科基础与价值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古代训诂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这些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当代训诂学者不断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的自主选择相关。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气派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     

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

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其自在规定性和关系规定性。中国训诂学立足“语词之链”,着眼于文本的自在规定性，是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的融合。它扎根语义本位，坚守确定性追求，秉持客观主义历史观，坚持在方法论范畴内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经典和指导思想，都没有重大的变化。这是故步自封，也是自我坚守，是理论缺陷，也是独特价值。西方阐释学立足“时间之流”,着眼于文本的关系规定性和文本意义的实现方式。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阐释学循环的深化过程，是关系规定性不断扩展的过程。西方阐释学把对关系规定性的关注贯彻到底，也把历史性和历史主义贯彻到底，导致了文本阐释活动中“物与人的彻底历史化”。对于西方阐释学而言，历史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造就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和阐释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立足中国资源，关注中国问题，尊重文化差异，强调世界眼光，在借鉴西方阐释学的成就与进展的同时，踏踏实实地汲取中国训诂学的精神、方法、理论和概念。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关于“读书必先识字”

“读书必先识字”是我国古代经学、文字学、训诂学乃至古典知识论的核心主张与基本纲领。在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建构训诂阐释学必须对这一标识性命题给予全新辨析,而对它的质疑,则与对伽达默尔的误读相关。语言学与语文学技能至今依然是整个西方古典学大厦的核心,同时内在于哲学阐释学的系统当中。“读书必先识字”意味着文本阐释须以语义理解为先,意味着语义与文本的密切关联,意味着经典文本的指向,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形式,意味着一套完整的语义阐释规则,意味着教师在古代学术传承中的知识传递作用,还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读书必先识字”深刻反映了汉字文化的特质,不仅不违反阐释循环原则,而且在对“看”与“写”的尊重中,蕴含着识字活动对于文字限制的突破。     

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

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倡议已经提出20多年了,但究竟如何使我们谈论的阐释学获得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性却始终是个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大家说来说去似乎还是超不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赫施等人开出的论域。在这种情况下,张江教授提出的“训诂阐释学”之说就格外值得重视。因为这是将中国阐释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引进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工程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使中国传统训诂学的精神和方法获得阐释学意义呢?换言之,如何才能使我们建构中的阐释学成功吸纳传统训诂学的资源呢?这显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将训诂学和阐释学简单相加肯定是不行的,二者之间需要一个转换的“中介”,如此才可以展开双向改造,从而建构一种作为阐释学的训诂学或作为训诂学的阐释学。这或许是“训诂阐释学”的真义所在。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意义生成

“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和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思想基础。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的核心是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进而生发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的阐释学意味。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评张江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

张江提出的"中国当代阐释学"构想是旨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贵尝试,他通过一系列论文以及与中外学者的广泛对话初步勾勒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张江在如下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异同与关联、阐释的"公共性"的确切意指、"理解"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中国话语资源与理性基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     

阐释学方法述评

一、阐释学及其美学文学理论 阐释学最早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那是指一种传达神谕、解释经典的学问。施莱尔马赫(1768—1834)是古典阐释学的开山,他把文献学的方法归入阐释之中,并规定了浯法解释的细则多至44条,如认为“每一在一给定文本中需要充分确定的东西只有参照作者与他最初的公众共有的语言领域才能确定”。前者具有心理解释的特色,后者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语境理论。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论阐释学理论中的阐释者主体意识

本文从梳理鲁迅的阐释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出发,分析其阐释学理论中的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和操控手段等,指出鲁迅的阐释学理论与实践中表现了强烈的阐释者操控意识,无论是“意译”策略中的改译、删译还是“直译”或“硬译”观关照下的“欧化”阐释都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蕴含其中,以达到其借阐释改造国人思想、语言和文化的目的.     

千载之下有知音——论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是指阐释者(读者)认为通过一定的阐释方法,能够获得作者的本意。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阐释者之意与作者本意是不可能同一的,但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意图论阐释者眼中,同一性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意图论阐释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阐释表面上看来是两种不同倾向的阐释方法,实际上两者探寻的目标都是作者的本意。故而,同一性理想是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     

石涛画论的解释学解读

石涛《画语录》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独创价值体现于其理论中的一与画、法与至法、受与识、蒙养与生活几对范畴之间的阐释学循环。石涛“一画”论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对话和辩难将语言的或者技法的循环转化成本体循环,将艺术的创造转化为哲学的沉思。透过老子“道法自然”的本体觉悟更能折射出石涛“一画”论的真实意旨。一画论内部诸范畴的阐释循环直接通往对人的意义的追问,另一方面,“一画”与道之间的阐释循环则从更宏阔的视角揭示了石涛画论不朽的理性价值。一画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阐释循环和“一画”与老子的道之间的外部阐释循环构成一种双重阐释学循环。系统阐释的循环并非功利地盘桓在语言的诡谲和名理的秩序化上,它却能在语言的困顿和技术的冷漠中诱导出一种别样而直观的人性的沉醉和自觉。     

人工智能艺术的阐释学问题

AI艺术作为一种由人工智能遵照算法程序而创造出的全新艺术形态,在“作者”的意识与创作意图、“作品”的创造性与创造本质、“理解”的语言与意义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与人类艺术不同的阐释学特征。大体来讲,AI艺术的“作者”意识是一种拟人脑意识的双向信息反馈机制,它使得“作者”创作的“机心”趋同于“文心”,并萌生与“文心”相应的创作“意图”。AI艺术的“作品”创造性是智能程序基于原始素材与目标意图的比较修正而实现“藏艺于器”“藏礼于器”的表征,它基于信息的渲染匹配与设定目标的不完全吻合性而创造出出乎意料的形式与内容。AI艺术“理解”中的语言与意义,则潜在于算法系统的三重生成逻辑中,即对算法“指令”作“说明”、对语言“程序”作“解释”、对AI艺术一切内在要素作基于“说明”之上的“解释”。AI艺术的意义总体上源于一种客观化的主观阐释,其意义诞生于对语言符码的“指令说明—程序解释—意义赋予”循环阐释,并与人类如何在全新生存语境下重新定义经典艺术的相关概念攸关。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