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后期作品中马基雅维利之理论意象及解读逻辑

阿尔都塞后期文本重点从马基雅维利入手寻找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前提",其认为"政治难题"是解读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重心,阐述了关联质料与形式的"政治难题"的创制方法,并从文本干预、政治理论干预两方面入手,阐发创制的"政治难题"对国家持久这一目的性的规定,以及对分别作为质料和形式的主体——人民和君主的同一,体现出对激进革命的建构和期待。这并非无主体性的解读,而是对其逻辑再建构的尝试,实际上可以观照阿尔都塞自身的思想理路和现实实践,但根本上仍存在缺少历史维度和完善的唯物辩证法的局限。     

爱的政治何以成为批判的政治?——哈特、奈格里的政治人类学的探讨与困境

哈特和奈格里力图重新从政治人类学的层面来理解爱,把爱看作不断生产共同性和奇异性的过程。爱在指向共同性的建构时必须以反抗为前提,并在与力的结合中将爱引向不断反抗同一性和各种腐化形式的斗争,从而不断地塑造主体的自主性,使爱的政治通向反抗的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的"爱的政治"将爱看作是穷人走出困苦反抗生命政治生产的力量,但"爱的政治"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策略方面仍陷入困境,无法找到有效的反抗财富共和国的道路。     

葛兰西主义与文化政治学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转向”之中,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这可以从“葛兰西主义”一词的流行得到证明.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还是英国的新左派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或高或低地举起了“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旗帜.尽管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并没有一个既成的完整体系,但还是可以在他有关文化问题的众多论述中找出一个明晰的文化政治逻辑,即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基础性作用.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是以他的实践哲学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他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为基础的.鉴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文化政治学,并由此而建构起了一种为当代各种新左派运动所采纳的文化政治理论范式.他所引领的“文化转向”集中代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解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 ,都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葛兰西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 ,说明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和巩固政权的目的。葛兰西认为 ,国家权力一般都具有双重职能 ,即“强制” (暴力统治 )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结合 ,而前者又以后者为基础。他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思想、道德方面的统治权 ,这是意识形态的功能 ,亦即国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内容 ,以被统治阶级的“认可”、“赞同”、同意为条件。而阿尔都塞则在葛兰西思路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相遇的哲学与意识形态的物化——阿尔都塞晚期的哲学思想

阿尔都塞晚期思想中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不是指构成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而是指一种现实的实践性原则和方式,强调的是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事物发展的一种过程。相遇的哲学思考历史的现实、政治的现实,在两种现实的相遇当中,在斗争中思考它们的联系。阿尔都塞强调,哲学是在理论上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意识,而是在现实社会中被纳入国家机器、成为被物化的社会存在。     

奈格里和哈特共产主义思想的三维阐释

在当代西方社会,奈格里和哈特站在哲学的高度,从三个维度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立足现实本体维度,认为共有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与矛盾的中心化指向一种共有的共产主义;立基主体价值维度,认为自我价值增殖在资本运行中的生长趋向于一种主体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立足反抗历史维度,认为反抗方式与政治构成的革新标示了一种作为过渡形式的共产主义。进而回答了在资本大一统情势下共产主义在当代何以可能、何以作为以及何以彰显的问题,丰富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     

非物质劳动与政治主体的重构——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的视角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生产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转向了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哈特和奈格里不仅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新的剥削方式，而且还把它与帝国的危机与大众的解放潜能联系起来。当然，这与他们从主体—政治维度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彻底否定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将阶级斗争完全界定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活动有关。哈特和奈格里把当下资本主义危机诊断为主体性危机，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目标不是生产客体，而是生产主体本身。哈特和奈格里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论证越来越走向历史或然性。实际上，真正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绝不能单纯地诉诸主体维度的劳动者的自治联合，必须返回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向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入剖析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简论

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是20世纪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他在发展意识形态部门理论,分析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时,既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也对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有所修正.尽管仍有不足之处,但普兰查斯有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许多论述,尤其是他结合具体历史事件来分析意识形态的方法,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论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论域的“属下”概念及其价值

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从属状况,是一种旨在消解资产阶级政治以赢得底层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归顺的政治策略。在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中,"属下"是一个核心范畴。葛兰西以"属下"为核心范畴的文化权力理论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中所暗藏的权力因素,其"属下"思想不仅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开启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状况的探究,也从文化政治角度揭示中心对边缘、强势对弱势的文化霸权策略。以"属下"概念为研究主线的身份认同、后殖民批评、文化霸权等后现代话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基本框架。其带有明显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化权力理论研究范式对当代学术研究的贡献与意义在此突显。     

马克思“共享理念”的三重维度——以哈特和奈格里为视角

挖掘马克思本人的“共享”理念是当前共享理念研究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为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本应被共有的却被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逻辑私有化.共有变私有阻碍共享,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共享”理论.马克思亦是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三个方面的被私有化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共享的阻碍.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共享”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我国共享社会的建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亦有重要价值.     

反思和重塑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重路径——以奈格里为中心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     

意识形态的唯物化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效应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理论唯物化,他试图把意识形态从意识哲学的论域中解放出来,使得意识形态独立于社会统一体,成为社会结构中的独立要素。他把马克思语境中作为政治口号的"意识形态"提升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物质存在,意识形态从观念批判走向政治行动,意识形态被看作国家机器的实践效应,再生产出政治权力批判话语。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把意识形态泛化为包括拜物教理论在内的一切批判话语,而是同国家统治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意识形态统治的阶级性。他不仅仅反对自卢卡奇以来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更拒绝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同时与朗西埃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唯物化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文化批判思路,重新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他没有解决意识形态唯物化所暴露出来的政治实践与哲学理论之间的矛盾。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二十年后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再反思——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一次辩护

《帝国》发表二十年之后,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对我们重新认识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批判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建构起帝国的政治秩序和国家统治。在卢森堡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既要揭示出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又要作出内在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依然有效,她的帝国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并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辩护,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浅析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途径与意义——对葛兰西、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相关理论的借鉴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如何提高,从何处着手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葛兰西、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对文化的作用都特别重视,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葛兰西特别强调“文化霸权”,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对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意义,阿尔都塞则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文化建设意在提高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提高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非物质劳动下的生命政治与“帝国”——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Empire的解读

在奈格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是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境况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霸权。在某种程度上,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是两个同一概念,它们与帝国、大众等概念有逻辑地勾连成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这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以马克思的文本为理论支撑,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意在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可能性问题。然而,其革命可能性的逻辑是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自我解放逻辑。因此,该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革命政治理论片面化发展的结果。     

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广泛兴起新社会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文化政治的兴起。文学理论发生了向文化理论的范式转换,进而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就学理层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最大。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分别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但都采取了反本质主义和边缘化叙述这两种策略。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也存在着缺乏宏大政治关怀,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等缺陷。重建文学性,重返人文关怀,重构文学价值,恢复政治的宏大抱负,正在成为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热潮之后的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趋向。     

合作的政治——宪政的形而下解读

在形而下层面,宪政可以被解读为合作的政治,合作的意愿、规则和能力成就了宪政这一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我们关注宪政,并非因为其价值的终极正确,而是因为它是维系生存安全的有用的工具,是迄今为止人类找到的有效的政治组织和运作方式。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原生逻辑与次生逻辑——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传承关系研究

“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核心思想.其后学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不断地对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形成这一理论的次生逻辑.因此,深入地阐述从葛兰西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原生逻辑和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之间的传承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而且对于我们发展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