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

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倡议已经提出20多年了,但究竟如何使我们谈论的阐释学获得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性却始终是个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大家说来说去似乎还是超不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赫施等人开出的论域。在这种情况下,张江教授提出的“训诂阐释学”之说就格外值得重视。因为这是将中国阐释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引进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工程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使中国传统训诂学的精神和方法获得阐释学意义呢?换言之,如何才能使我们建构中的阐释学成功吸纳传统训诂学的资源呢?这显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将训诂学和阐释学简单相加肯定是不行的,二者之间需要一个转换的“中介”,如此才可以展开双向改造,从而建构一种作为阐释学的训诂学或作为训诂学的阐释学。这或许是“训诂阐释学”的真义所在。     

《春秋》学质文论与作为风格阐释学的中古文质论

中古文论领域的文质论可分为形质说和形式说两大形态,其中形式说虽后起却是当时文质论的主流。文质论的形式说因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风貌而超越了对字词章句的意义阐释,成为一种风格阐释学。从文质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文论领域的文质论深受《春秋》学质文论的影响。《春秋》学质文论将原本属于礼学的文质概念提升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抽象范畴,同时为文质论注入了某种历史哲学。这使得作为风格阐释学的文质论不仅仅只是理解作品感性形式的工具,也是在文学中理解个体自我与整体历史之关系的方法。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

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其自在规定性和关系规定性。中国训诂学立足“语词之链”,着眼于文本的自在规定性,是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的融合。它扎根语义本位,坚守确定性追求,秉持客观主义历史观,坚持在方法论范畴内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经典和指导思想,都没有重大的变化。这是故步自封,也是自我坚守,是理论缺陷,也是独特价值。西方阐释学立足“时间之流”,着眼于文本的关系规定性和文本意义的实现方式。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阐释学循环的深化过程,是关系规定性不断扩展的过程。西方阐释学把对关系规定性的关注贯彻到底,也把历史性和历史主义贯彻到底,导致了文本阐释活动中“物与人的彻底历史化”。对于西方阐释学而言,历史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造就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和阐释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立足中国资源,关注中国问题,尊重文化差异,强调世界眼光,在借鉴西方阐释学的成就与进展的同时,踏踏实实地汲取中国训诂学的精神、方法、理论和概念。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论中国训诂学与经典阐释的确定性

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在训诂学的发展历程之中,通过“古注—新诠—定解”的扬弃之路,形成了经典阐释确定性的学术原理与判断方法。在原理层面,训诂学的基本理念是自语言文字系统以求解释的确定性,它滥觞于两汉,成熟于清代乾嘉之学,在训诂学的现代转型中体现出高度理论自觉;在方法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训诂学总结了以“语义—语境”综合互证为核心的系列方法,对它们进行综合运用,可以对聚讼纷纭的经典阐释进行检验。确定性是训诂学与阐释学结合的起点,为中国阐释学的自主之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支撑。     

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学科基础与价值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古代训诂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这些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当代训诂学者不断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的自主选择相关。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气派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     

“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

“述而不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其本义有待厘清.它不仅是儒家的言说方式,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伴随着整个传统学术的变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亦与之有着密切关联,中国阐释学中的崇古、依经立义、推源溯流、本事与索隐等阐释学思想都受“述而不作”思想的深刻影响.     

“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意义生成

“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和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思想基础。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的核心是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进而生发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的阐释学意味。     

论孟子与先秦诗学阐释学

出于游仕和谋求学术话语权力的需要 ,孟子充分发掘利用了《诗经》蕴藏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 ,并由此导致了对诗义和得义方法的关注。孟子的用诗和论诗 ,存在一个稳定的表意结构 ,结构的核心即是他毕生坚守笃行的儒家思想的内核 :仁义。他的用诗和论诗乃是分别在言语义和语言义的思路上对这一思想进行的言说。因此 ,我们认为 ,作为不同的应用策略 ,二者不应混用同一标准衡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方法的提出 ,在《诗经》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 ,《诗经》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由此而产生 ,并进而形成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阐释学思想。这种行为本身隐含着将《诗经》作为知识文本进行研究的倾向。后人循此向度将其引入批评 ,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志批评的理论源泉之一。     

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张玉良：从传记到影视——对《画魂》三个版本的阐释学分析

阐释学美学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阐释者具有“偏见”,理解的过程是理解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理解活动是一种游戏。一个文本没有确定的真实,只有不断被阐释的历史。反映张玉良传奇人生的艺术作品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阐释出了各自不同的张玉良。在不同的视野中,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张玉良现身为不同的面貌。当我们凝视这些历史流传物的时候,也获得我们自己独特的理解。     

关于“读书必先识字”

“读书必先识字”是我国古代经学、文字学、训诂学乃至古典知识论的核心主张与基本纲领。在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建构训诂阐释学必须对这一标识性命题给予全新辨析,而对它的质疑,则与对伽达默尔的误读相关。语言学与语文学技能至今依然是整个西方古典学大厦的核心,同时内在于哲学阐释学的系统当中。“读书必先识字”意味着文本阐释须以语义理解为先,意味着语义与文本的密切关联,意味着经典文本的指向,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形式,意味着一套完整的语义阐释规则,意味着教师在古代学术传承中的知识传递作用,还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读书必先识字”深刻反映了汉字文化的特质,不仅不违反阐释循环原则,而且在对“看”与“写”的尊重中,蕴含着识字活动对于文字限制的突破。     

阐释的边界——新阐释学视野下格林布莱特“文本阐释”论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商讨谈判"权力话语的自我塑造和"厚度描述"社会能量的流通范式为旨归,呈现出一种向"新阐释学"视域敞开的价值评判维度。格林布莱特将阐释学"‘视域本体’融合"的方法论观念向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整体性开放,从而将主体间性、理解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多重"视域间性"逻辑并联、内在统筹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将方法论维度的历史性进一步"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具体文本(作品)的文化阐释与意义理解上。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批判性建构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创建了哲学阐释学,他的阐释学是在前辈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上的批判性继承,他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狄尔泰的浪漫主义阐释学、海德格尔的实际解释学的观点和方法,又对康德美学逐条解读和批判,使阐释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并从方法论发展成为本体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奠基之作《真理与方法》出版以后,经受同时代哲学家的质疑和批判。晚年,他延续了康德关于想象的艺术或者诗化哲学的学术理想,提出“阐释学是一种想象力或想象艺术”。伽达默尔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研究方法,也给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带来启发,其中包括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