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护羌校尉制度性质的变化

护羌校尉是西汉武帝时期设置的管理西先事务的秩比二千石的官职.这一官职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朗,前后存在了600余年,在找国少数民族管理制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护羌校尉制度的性质,在这600余年间却随着时代的变化、羌族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大致经历了西汉及东汉初期、东汉中后期、东汉末至南北朝这三个时期。制度的性质由开始的羁康为主,经中期以剿抚为主,发展到后期变成一种虚衔。在西汉的势力伸入河西地区以前,羌族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甘南及新疆等地区,所谓“河关之西南先地是也。滨于赐友,至乎河首,地千里。”“南接蜀…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     

题名 三个300年：额济纳土尔扈特部的由来

额济纳土尔扈特部落,系地域名与部族名之合谓也。地名者,秦汉谓居延,元曰亦集乃,后音转额济纳也;部名者,蒙古族之一部,始祖翁罕,克烈惕部之一支易名土尔扈特也。时牧于天山之北,传至和鄂尔勒克,因故于1630年率部落去国牧于伏尔加,1698年阿拉布珠尔率属部回归,距今300年矣。     

吐蕃大将乞力徐小考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八月,“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与唐树栅为界,置守捉使,河西节度使、散骑常侍崔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     

广府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四

本文认为 ,“广府人”之称源于三国吴永安七年 ( 2 64年 )分交州置广州 ,故粤语又称“广州话” ,讲粤语的人称为广州人。元代改为广州路 ,明代改为广州府 ,自明代以后 ,粤语也称“广府话” ,而讲粤语的人也就被称为“广府人”。广府人的形成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雏型、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育、宋至明代的形成三个阶段。文章还论述了广府人的人文特征     

汉越民族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吕嘉事件剖析

南越王国是西汉前期在中国岭南地区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其国传五代,计九十三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 四月,南越国相吕嘉起事,杀南越王赵兴及太后和汉使者,擅自“立明王长男粤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同月;汉王朝发十万兵分五道击之。元鼎六年(前111年) 冬,吕嘉战败身死,南越国灭亡,汉王朝以其地为九郡。这个事件,是汉、越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拟就这个事件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谈点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南中是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大体以今云南为中心并含贵州大部及川西南部分地区。《华阳国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为我们认识南中人群之族系面貌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就如何区分南中地区夷、越两个人群系统以及史籍中对这两种人群之称谓在东汉以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完全成立,“夷”为藏缅语民族系统,“越”(濮、獠)则属百越民族系统。文章还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古代云南地域主要为夷、越两系人群的格局形成甚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基本形成。     

清代直省驻防旗地浅探

今天满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与清代直省驻防有关。中外史学界研究清代旗地的论著较多,但鲜有研究驻防旗地者,概由于多数学者认为自康熙中叶以后,拘于驻防官兵不许在当地置办产业之禁,致使直省驻防没有旗地而多以俸饷为生所致。其实,驻防旗地与畿辅京旗旗地同样属于国家所有,非私人产业,故其存在与否和此谕令无关。多数直省驻防在设置之初即为之圈占了旗地,因所处地区土地资源不同,设置旗地的情况也有差异。在土地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既为驻防官员分拨了俸米地,也为驻防甲兵和余丁分配了口粮地;在江南人烟辐辏之地的驻防,未给官兵分拔地亩;在土地资源界于两者之间的驻防地,仅为驻防官员分拔了俸米地,而未给甲兵、余丁分拨口粮地。此外,清政府在设立各直省驻防时,均为之圈占地亩,设置了马厂,马厂地应该属于旗地。马厂地亦仅非山地,其多数为可耕地,所以乾隆以后,直省驻防多将马厂地开垦招佃,许多马厂地成为可耕的旗地,这些旗地一直延续到清末。因此,直省驻防均存在数量不等的旗地,并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分布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体育学专家经过艰辛的搜集和整理,发现直到20世纪末,在西方体育传入中国100年之后,中国民间还流传着1000多个传统体育项目。这1000多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700多个来源于55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体现了各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和艺术追求,反映出他们各具特色的经济生活和民族习俗。这些体育活动,其项目数量之大,内涵之丰富,流传地域之广阔,参与人数之多,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芦林兽吼--以狮子为"贡献"之中西亚与明的交往

在明代的对外关系中 ,中西亚以狮子为“贡献”的交往显得格外的突出。今阿富汗赫拉特市的“哈烈”城首开记录 ,以后 ,朱氏皇帝相继从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市之“撒马儿罕” ,今伊朗设拉子市之“失剌思”、伊思法罕市之“亦思弗罕”、阿巴斯港市之“忽鲁谟厮” ,土耳其科尼亚市之“鲁迷” ,也门亚丁市之“阿丹” ,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之“天方”等国得到狮子。狮子数量之多以及输入的频繁 ,在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上名列前茅。缘于亲眼目睹 ,明代士人对于这种猛兽的外形、特征的描述 ,可谓亦细亦微、惟妙惟肖。随着狮子“贡献”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和外事问题的出现 ,永乐、宣德之际朝臣的歌颂变成了天顺、嘉靖期间朝臣的劝谏     

广西来宾市盘古文化的考察与研究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伟大开端的一个不朽的像征。但我国先秦秦汉时期汉文古籍中没有盘古神话的记载 ,三国时代徐整《五运历年纪》中始有盘古神话。南朝任日方《述异记》记载 :“桂林有盘古祠”。 2 0 0 3年 9月来宾市文化调查组在调查中意外地发现古桂林郡 (县 )即今来宾市境内至今仍有盘古庙 ,人们仍在祭祀盘古 ,民间有盘古神话传说和歌谣等 ,并有以“盘古”命名的村庄等地名 ,“盘古”即壮语“磨刀石”“葫芦”的汉字记音 ,从而印证了早在 2 0世纪三十年代茅盾等著名学者提出的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的广西、广东少数民族地区 ,秦汉以后才渐渐北传的推断。考察研究证明 ,中国有自己的创造世界的神话 ,而且内涵丰富 ,源头清楚 ,脉络清晰 ,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以汉族为主体的 5 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的 ,是多元一体的文化。     

沙州的节儿与乞利本

吐蕃占领唐朝河陇地区以后,废弃该地区原有唐朝官制,建立军事占领区官制,于沙州设置节儿,取代原有的唐官刺史,亦即以吐蕃官员统治唐人,另由唐人出任都督,以辅助节儿处理唐人事务。然而,此套制度于蕃占沙州第七年,发生氾国忠等攻杀沙州节儿等蕃官事件,迫使吐蕃不得不更弦易辙,对沙州官员作了某种程度的调整。因此,有学者针对上述吐蕃的调整,以为批示S.6829v号及P.3613号二件牒状者,为当时敦煌最高官员乞利本,名为"润"之吐蕃人,并指认P.T.1089所载被任命为沙州节儿论的■,就是担任沙州乞利本的吐蕃人"润";并以此延伸主张"沙州节儿论""沙州乞利本""节儿论及州内权限的万户长"以及"节儿论汉人万户长",均为同一官员之不同官称;又以为沙州节儿有4个等级:节儿论、节儿观察使、中等节儿、小节儿,而节儿论、节儿观察使二者皆可以简称为节儿;亦认为敦煌汉文文书中的节儿监军正是吐蕃文文书中的节儿观察使、万户都护等等。文章主旨希望透过辨正上述的主张,对于吐蕃占领敦煌以后所设立的职官以及统治机制,有更为清晰的轮廓。     

《芈一之民族历史研究文集》简介

青海地方史的研究始于清末,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史研究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这一领域,地方史专家芈一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自1 958年支边于青海起,就在地方史园地里曲折地、艰难地开拓着,凡青海民族源流、民族关系、史实考辨、建制沿革、社会形态、地域文化、民族政策尽在其中。     

于厥部史事考论

于厥部源于唐代俞折即如者室韦,由唐入辽,大如者室韦演进为于厥部,小如者室韦演进为乌隈于厥部。于厥部非三河乌古部,其南临乌隈于厥部。辽朝对于厥部的经略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武力征伐,军事捍御;经济上,交易土产,商贸往来;行政建置上,设属国,置属部。辽朝通过任命契丹人担任节度使,以及设置于厥国王府、于厥里部族大王府、乌隈于厥部大王府等属国属部机构以加强对于厥部地区控制力度。辽金易代,于厥部受乌古迪烈招讨司以及乌古迪烈乣详稳节制与统辖,后发生叛乱,金蒙之际为弘吉剌部所在之地。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礼乐四阶段论研究成果综述

本文以项阳先生所提出的礼乐制度的四阶段论纲为依据,进一步探究其自西周时期以来礼乐制度发展情况,分析探究其礼乐制度自秦汉以后的演化期、隋唐时的确立期以及宋至清近千年以来礼乐制度持续发展直至封建社会解体的消亡期或称民间礼俗变化接衍时期,各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帮助笔者从宏观把握"礼乐制度的四阶段论纲",辩析其礼乐观念的变化,看清礼乐丰富性的内涵,认知其音乐制度对音乐传承的关系,更好地把握礼乐制度随五礼理念之演化、规范下三千年来所展现的丰富性的整体脉络的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