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职贡图》与“西戎”诸国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内不同古代民族之间关系复杂而多元的历史阶段。从近年来有关梁元帝《职贡图》摹本的新发现,以及青海吐谷浑故地南北朝至唐代吐蕃时期的考古新成果综合分析,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南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不仅并未中断,反而通过与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各古代民族之间积极的交往、互动,建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丝路交通网络,体现出南朝中央的“大一统”国家观和民族观,维系了秦汉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的延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构建了“康巴”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藏地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为近年来的藏地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小说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了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性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宏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显示了其史诗视野与史诗追求,但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使叙事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难度。作家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述、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注脚。     

“旧译教语部”文献编目工作的历史与现状——以新编《旧译教语部经论本注经典集成》为例

藏传佛教宁玛派将佛教经典分为“旧译教语部”(())、“伏藏”(())两类,这是宁玛派教法体系的两大支柱.关于“旧译教语部”教法体系的创建肇始于17世纪,以后经过历代宁玛派大师不断增加、完善,先后形成了不同时代代表性的文献目录.改革开放以后,藏族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其中,新编《旧译教语部经论本注经典集成》(())的编辑出版是重大成果之—.新编《旧译教语部经论本注经典集成》集前人关于“旧译教语部”文献编目之大成,广泛收集、整理了留存于国内外各地的相关藏文文献,是迄今为止所收经典最多、编辑科学合理的综合性大型文献工具书,代表“旧译教语部”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论》“皈敬偈”汉藏对比释读——以《青目释》和《无畏疏》为例

"皈敬偈"虽然只是<中论>的引子,却道出了<中论>最核心的思想--"八不"缘起.文章通过简单对比<青目释>和<无畏疏>中所依据的"皈敬偈"及其疏释,试图分析这两部注疏在内容(义理)、思维方式和论证手法上的异同,以弥补仅凭汉译文献理解<中论>所造成的局限,为更丰富地理解"八不"以及龙树(中观派)的基本思想提供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