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传统与社会再生产

如果说认知结构来自于社会世界的结构,那么再生产就意味着认知结构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社会结构。民众伦理和精英伦理作为传统等级社会两种行动主体的道德惯习体系“中介性”地促成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其中,民众和士绅在分工意义上的道德实践共同发挥着作用。本文尝试从道德传统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出发,来推究这种分工所蕴含的伦理及文化矛盾。     

浅谈建设“管用”的企业文化

如今企业文化被纳入许多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文化先行已成为企业界人士的广泛共识。然而,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许多企业经营管理者都感到企业文化“管说不管用”,说起来作用非凡,用起来却收效甚微。因此,本文就如何建设“管用”的企业文化展开探讨,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企业持续发展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企业发展实践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根本尺度,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形成员工共识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核心环节,融入企业行为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生效环节。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效应及其图景

在“互联网+”时代,新型信息技术通过手机的智能化、数据处理系统的智能化,进而通过物的智能化,使互联网技术从生产工具演进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平台,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本质特征.从总体上看,互联网技术一旦从工具跃迁为平台,“互联网+”的文化效应集中体现为从“互联网+”到“文化+”的发展逻辑.就文化发展的外延层面而言,“互联网+”直接推动了文化生产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全面变革,进而推动了文化发展形态的全面转型.就文化发展的内涵层面而言,“互联网+”不但塑造了人的“数字化生存”状态,而且对人与机器的合理边界、人的认知模式、人的交往形态和人的感性基础提出种种挑战.因此,“互联网+”时代的人学反思是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主题.     

抗战期间我党反腐斗争的运行机制

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时的情况,就反腐败工作进行了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这种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日益呈现出“成熟化”的特征：政党文化层面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政治社会化层面开辟了全党思想整风的新路径;政治制度层面强化与规范党内、行政监督制度;政治关系层面构建了健康有序的党政、党群与党（政）企关系;政治行为层面将党政抑腐自觉性和民众反腐广泛参与性有机结合起来。     

城市韧性治理的不确定性困境及其应对

韧性治理被广泛认为是应对城市不确定性的有效治理模式,现有的城市韧性治理策略遵循着“承认不确定性——利用可能性知识面对不确定性——恢复与重建确定性”的治理路径。这种韧性治理尽管在理念上突破了传统的确定性框架,但其追求的仍是一种确定性,即确定的可知的未来。在今天的城市中,稳态更像是例外而非常态。在从“确定的不确定性”转向“不确定的不确定性”过程中,城市韧性治理在本体论层面面临着概念模糊与目标保守的困境,在认识论层面受制于时间认知的滞后性与空间认知的异质性,在方法论层面受到不均衡实施及其依赖量化与功能性评价的挑战。韧性治理想要不断适应城市发展,就必须摒弃确定性追求,其最终目的不是预测和规划一个确定的未来,而是提高基于系统的整体性、前瞻性和长期性的适应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变化。     

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机理

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文脉不断发展的“根”与“魂”,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身传承的内在规律与机理，主要与人世间“人”的存在有关。人是文化化的人，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化人。因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集体，在人的精神层面，在人生意义、价值观念等有关方面，始终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与困惑，存在着相同相似的价值取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自身也有着的强大的整合力、融合力及辐射力。     

文化因素对员工团队行为影响的调查与改善研究

国有企业团队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是组织成长中的重要实践过程和重点研究领域。员工在团队行为中的差异性不仅是个性特征的反应,同时也明显地反映着该团队的工作特点、价值倾向或文化印记。一个企业内,不同分厂、不同部门、不同团队的员工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反映。调查、研究历史的文化积淀与现实的文化因素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国有企业建制下的团队行为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在文化的再造与变革中寻求更为恒久的支撑力量。对培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优质团队文化,科学、高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当代青年的城市空间想象、认同与身体实践

伴随新技术革命所形成的世界日渐数字化，以数字产业和互联网平台经济为支撑的新媒介空间正在逐步覆盖现实的日常生活空间，成为人们多场合依附、寄居的生活场景或精神空间。在城市空间媒介化的时代语境下，以出行地图导航、生活信息聚合、短视频社交、即时配送服务等数码空间地理的文化生成，正在编织和决定着当下青年群体对城市空间和生活的想象建构与知识认知。这一新媒镜城的意义建构与再生产，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惯习与审美，而且重构了青年人对城市的感知经验方式，并改写其在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具身行动实践，异化着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人与“存在”的关系。     

作为认知图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平遥经验

在我国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中,平遥文化生态保护的经验具有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战略意义。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平遥守住了地方的空间体验和地方感,以强劲的自主性对现代性进行本土化改造,将古城还原成为一个活态的、属于原居民的空间。与此相应,平遥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构的文化空间中,凭借节庆化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向外积极舒展的认知图式,使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间具有节日的娱乐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资本与现代技术的肆意入侵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走向,文化的主体性容易缺席或被分裂。平遥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是平遥从“地方”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基于截屏界面的媒介实践与空间转向研究

截屏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和技术使用的透明性,至今仍处于概念模糊的状态,作为一种“隐形”的数字文化现象游离于学术研究重心之外。截屏行为可被视为“空间化”的过程,即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界面以空间面向为主导的媒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的媒介实践转化为三个不同维度但有所重叠的空间形式,即复合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对于第一层的复合空间而言,基于移动设备的截屏穿梭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此时是一种由“实”到“虚”的转换;而对于第二层的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而言,截屏则是通过虚拟空间“增殖”实现“人—人”的连接,从而实现关系/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从符号学定义艺术

定义艺术,是一个当代世界难题.赵毅衡教授从符号学角度为艺术所下的否定性定义(“艺术不是什么”),确实澄清了艺术理解中长期存在的混淆.然而,一个核心问题依然被悬搁: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到底是什么.另外,纯粹自然物、现成人工产品、“泛艺术化”是否是艺术,“艺术展示”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用它去解释一些“艺术实践”,是否合理等,依然是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有效区分直觉体验、美感体验与艺术体验,深入追问意义范畴的含义的基础上,主要从目的—价值层面而非从理解—认知层面的意义维度,才能有效定义艺术,给予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以正面解答.     

“成为”的秩序感消解:青少年UP主身份建构实践与自我再生产

数字社会的到来为人的社会化构建了崭新的环境基础，亦为个体尝试多元化的自我再生产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在不断尝试突破社会化的既定模式与路径，期待再生产理想自我。“成为UP主”作为青少年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自我再生产实践，不仅重构了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角色，更彰显出对既有社会化秩序的抵制。在这一再生产实践进程之中，由于信息环境的趋同，维持社会化秩序的主客体行为集成逐渐消散，自我再生产的线性时间秩序发生紊乱，社会化的互动圈层也因“从身体到技术”的基础骤变而无序扩张，社会化过程长期以来积淀的“二重性秩序感”在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中渐趋瓦解。社会化秩序感的消解意味着个体成长过程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大幅降低，青少年在获得较多成长自主权与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过程的深度不确定性，如何为青少年在愈渐无序的成长之路中寻找到相对健康确定的社会化方向，是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课题。     

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阐释——儒学与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民族社会心理和民族行为风范层面的释放和表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及其释放,源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基质,这种基质在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表现为“和而不同”的认知形式,是中华民族在个体层面上的自立、自强、自由和群体层面上的共生、共存、共荣,是内化为个人性格特征、民族社会心理、个人潜意识的民族思维方式。但是古代儒家“多元一体”观也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即内存着反“中庸”的倾向。这就需要一种现代性,主要是公共理性去克服这种缺陷。因此,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应着力从实事求是/科学理性,天下为公/公民权利,修己安人/公共权力,自知之明/文化自觉四个方面去传承和创新,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思想内涵。     

企业文化与企业持续成长:基于传导机制的研究

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变量之一。企业文化从内核、制度与行为、外围等三个层面对企业持续成长产生传导作用,并遵循着“理念——制度——行为——习惯——效率——价值——成长”的企业文化传导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员工绩效提升的机制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提升员工绩效的内在需求、动力和活力源泉。根据"刺激——反应"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影响的反应过程可概括为"刺激—认知—反应—行为—结果"。而关系质量和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绩效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社会交换机制和道德感召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员工绩效提升的内部驱动机制和外部推动机制,员工的内部需求驱动和外部环境推动共同作用形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员工绩效的综合机制。只有个体内部需求驱动和社会外部环境影响形成合力,它们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提升员工绩效的目标。因此,在企业员工绩效管理中,除传统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员工绩效外,还可以通过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员工组织认同感等措施来提升员工绩效。     

批判性思维、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员工创新行为是组织创新、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近年来管理研究领域前沿主题之一的批判性思维被视为是决定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但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关于这种关系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少之又少.基于对现存研究缺口的认识,以自我调节和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含有中介效应的概念模型.回归分析发现,批判性思维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创新氛围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证明中介效应模型能够更好解释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创新行为作用的机理,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组织管理的相关研究范围,也对员工创新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建设

当前高校人才与社会实际需求存在错位,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是解决这种错位的有效途径。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缺失是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主要障碍,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建设是冲破这个障碍的突破口,可以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课程文化和行为文化五个方面着手。     

论企业并购中的文化融合

本文把视角从企业并购的经济行为层面提升到文化行为层面 ,论述了企业并购过程中的文化融合模式和文化融合管理 ;指出文化融合模式反映企业并购重组的状况和走向 ,文化融合管理是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一种软性战略管理和长效灵魂管理 ;强调企业文化融合的成效 ,不仅伴随企业并购重组过程 ,而且以一种“文化生产力”方式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发挥深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