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唐君毅“心本体”论美学思想论析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而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在唐君毅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人们要真正表现美、欣赏美,不仅需要进行各种文学艺术活动,还要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仁心来要求自己,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养成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精神。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虚灵明觉心”：唐君毅建构形而上学的道德修养基础

“虚灵明觉心”是唐君毅先生建构形而上学的道德修养基础。本文分析了唐君毅“虚灵明觉心”思想的来源、特点及学者对此“心本体”理论直接与间接的批评意见,认为唐君毅“虚灵明觉心”形上本体论是一种“人义论”“人本论”性质的“现代性真理”建构,具有现代人文的开创之功,并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哲学诠释厘清了一条可行性道路,同时也有理论上的瓶颈及深度上的不足等问题。     

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

“唯务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 ,过去学者一般以为它就是儒家的“折中”方法。这是不确切的。“唯务折衷”的“折衷” ,乃折之于“素心” ,即以研究主体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和鉴赏判断。刘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折衷”说 ,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重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传统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本”的意义——试论释道安的佛学思想

道安的佛学思想在极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四世纪中国佛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对佛学的系统性研究是道安的理论风格。本文在解读道安思想时,确立了从上下文脉的逻辑以及尽量借助道安思想关涉的佛教典籍来考证道安所有思想的理解原则,由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受其争论启发,展开了对“本”这个概念的说明,阐明道安在两种佛学含义上使用“本”这一概念：一为“痴”或因缘,二为“泥洹”。两者都是佛学的核心范畴。道安佛学在追求印度佛学本来面目中凸显了生死涅椠问题。     

罗汝芳“安常”之论探析

从心性论角度考虑,罗汝芳“安常”理论的提出意义重大。近溪思想体系中,“安常”具体有三层内涵：安顺于自然“天性”之常;安适于社会伦理“人情”平常;安处无常人间,视“无常”为“常”。炼就“安常”心性需要可行途径：“悟”以达道;“忘”以“自适”;复归“人情”以入“圣王之田”。某种程度上,对于罗汝芳而言,持有“安常”之心乃是悦处“无隔”之境的必要条件。所谓“无隔”实是思想家理想世界的关键特征。罗汝芳“安常”理论的丰富内涵与其《易》学思想紧密契合,同时与阳明学“求乐”心性观一脉相承。然而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时代文化的发展,使得近溪“安常”之论呈现出更高程度的融合特色。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论“童心”内涵之佛学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李贽的哲学思想呈现出儒、佛、道多元化态式.李贽的后半生潜心研究佛学,但他不是认为物质世界为虚幻,而是肯定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正视现实世界.写于万历二十年的《童心说》,无疑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童心”的内涵与佛学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童心即最初一念”、“童心即绝假纯真”、“童心即清净本原”三个方面探寻李贽从佛学角度对“童心”作出的解读.     

唐君毅对船山学的阐释

唐君觳重点阐发船山“重气重精神之表现,由重精神之表现以论文化”的思想。突出“气”在船山学中之“历程义,,和“流行义”的特色。在阐释船山学的基础上,唐君毅还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其中精神表现、历史意识和礼乐生活都是立基于船山学而来的重要内容,是唐君毅“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及其义理。更为之说,以示后人”之宏愿的表现。     

中国美学“志”“意”“情”范畴的内涵与嬗变

“志”“意”“情”是中国美学情意本体范畴中的三个主导范畴。“从心”的基本义基础上的内涵相通性、综合性,是其成为主导范畴的根本;三者在综合内涵基础上的意蕴偏指,是其作为独立范畴的内涵特色,也关系着它们在美学史上确立主导范畴地位的先后时间,形成了一个嬗变的范畴演进历程。“志”“意”“情”范畴的嬗变历程,折射出作为生发机制的思想文化语境、思维运构逻辑和作为显现形态的文艺表现方式、文艺审美形态的转变。通过内涵辨析和嬗变梳理,可以发现作为情意本体美学范畴,“志”“意”“情”主导的美学形态共同显现了中国美学古典性的意蕴美;同时,三者的嬗变演替,折射出审美主体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美学由古典向近代进发的整体趋向。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朱子心性论的成熟理论形态,不仅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关心性论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且对于宋代之后理学心性论及其相关理论更是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对于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研究,事关朱子学乃至整个宋明新儒学的核心义理规模和基础理论命题.乔清举先生在2011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论作,沉潜反复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乔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和商榷.笔者认为乔先生从“本体”和“功用”的视域看“心”与“性”的“统一”和“分离”,不仅误会了朱子“心”与“性”的概念关系,更是忽视了朱子心性论中曾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的维度,从而客观上抹煞了朱子哲学和整个朱子学所素重的现实关怀的面向.     

论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

论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戚其章孙中山一生献身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尤以“心性文明”说特别值得珍视。本文拟就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与知行统一观做些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

李奎报的“诗以意为主,意亦以气为主”的主气论,包容诸多内涵：或指创作主体之气即作家或诗人的气质、个性、才性;或指创作文本论即气在作品中指称的精神、力度、风格、美感等要素;或指创作过程论,即创作主体在创作思维中的“灵气”、“气机”、“灵感”,也就是“文之气脉”。从这些方面来关注它,无疑,李奎报主气论既是对中国诗歌理论的审美接受,又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课题。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张载哲学诠释范式的历史反思

对张载宇宙论和心性论之理论内涵及其关系的理解,在宋明理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各种不同倾向,而解读者本身在“前见”上的差异正是造成张载思想理解中分歧的根源。本文分析并评价了从传统到现代学术背景下张载哲学诠释的基本范式,提出只有以思想的终极关怀、终极问题为基源,并遵循思想体系自身的逻辑理路,才能合理解决张载思想诠释中的歧见而作出恰当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