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荒政与抑商

本文从西汉荒政角度考察了当时的抑商问题。文章认为西汉荒政与其抑商在时间与力度上有相当的对应关系;在荒政下,西汉财政陷入困境,而商贾“不佐国家之急”,成为西汉统治者抑商的直接原因。荒政引发的商人对土地、人口的兼并,在此时更为突出,同时荒政下的社会环境,也增加了其与官府对抗的危险性,这一切更促使西汉官府推行抑商措施。     

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西汉前期治国立法思想的变化及其对法制的影响

西汉王朝处于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时期,是在秦王朝被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之后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西汉地主阶级所奉行的治国立法思想,与秦王朝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汉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而且对后来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西汉王朝治国立法指导思想变化的原因、过程以及西汉前期法制的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西汉属部朝贡制度

属部朝贡制度是在西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所确立的原则和模式,对后世历代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论述了西汉属部的不同类型和承担的政治义务;探讨了属部“朝正月”制度的源起、发展和具体内容;考察了西汉对属部朝贡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     

西汉王国问题的解决

西汉的王国问题,是西汉王朝前期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它关系着汉王朝的兴亡,关系着国家的统一和分裂。为解决这个问题,花了近百年时间,从而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在“西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一节中,把这一问题作为重点,但限于篇幅,叙述的比较简单。为给教学提供方便,在此提供些资料,并对教法问题提些建议。 教材先简要地谈到异姓诸侯王的产生及解决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教师应以韩信为例,说明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必要性。     

论"编户齐民"的形成及其内涵演化——兼论秦汉时期"编户齐民"与"吏民"关系

编户齐民是先秦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殊针对性的人群,即消除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与私人之别,国家通过编户统一管理的居民.离开这个前提,编户齐民并不具备平等无贵贱的特点.编户制在先秦出现,但将"编户"作为居民称谓是汉代的事情,此时编户齐民的初始针对性内涵已不重要,仅作为人民大众的泛称被延续使用,不具有严格的等级身份性."编户"与"齐民"均经历了由动宾词组到名词的形态演变,名词化的"编户"和"齐民"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动宾词组化的"编户"和"齐民"则反映了变革过程."吏民"是编户齐民的主体,但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因为非吏民的贫贱民也属于编户齐民.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下奴婢”

“走马楼户籍简中的奴婢,其各年龄段之性别结构与在籍总人口之性别结构虽有大体相同的趋势,但性别结构不平衡状况更加明显。当时豪强大族拥有大量奴婢,如果将其与普通编户齐民所拥有的私奴婢合并计算,估计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私奴婢约占总人口的5%。     

宗藩入继与西汉政治的发展

宗藩入继作为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对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在两汉历史上多次出现宗藩入继的现象。本文重点考察了西汉文、宣、哀三个皇帝宗藩入继之后对西汉政治产生的影响。通过西汉一代的考察,可以发现宗藩入继对王朝的政治运作具有体制上的必要意义,其对前汉刘氏皇统的延续、政治格局及大政方略的承继与修正,构成西汉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这种体制性安排只适应汉初宗藩强大的政治状态,与随后汉室限制宗室活动的政策存在内在的冲突,其对西汉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大的历史特殊性。本文试图提供另一种观察汉代政治体制的视角,并适时评估了宗藩入继对两汉政治演进的多方面意义。     

论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与其国力兴衰的关系

西汉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强盛王朝,而汉武帝在位的数十年,又是这个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观点,几乎已成为史学界对西汉史研究的定论,然而,仔细考察这二百年的王朝历程,我们便不难发现,西汉王朝虽自高祖刘邦到文景时的历代君主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政措施,使其国力不断恢复和发展,但外患未除,并不强大.武帝即位,“外事四夷”,“内事兴作”,使国家一度达到强盛,然因战争巨耗等因素,至其晚年,财政困难,矛盾诸多,汉王朝便已走向了衰亡之路.此中原因固然十分复杂,本文亦不拟详究,但就其对匈奴政策中的“和亲”.与战争体现出来的国力强弱子以分析说明.一、“和亲”——国力衰弱的屈辱,王朝生存的必需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司法文书中涉及颁行于长沙王纪年五年至九年之间的正月壬寅赦、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三次汉代的赦令。根据相关文书纪年来看,这三次赦令分别对应汉武帝元朔六年、元狩元年、元狩三年的“赦天下”。其中“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分别与《汉书·武帝纪》所载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元狩三年五月赦天下相合,“正月壬寅赦”与元朔六年二月赦天下有一个月的差异,疑《汉书》记载有误。走马楼西汉简中关于因赦令而减免刑罚的司法文书,进一步彰显了赦令与复作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赦令在免除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的效力。     

“约”与西汉的民族政策

本文对"约"在西汉民族政策中的应用做了系统探讨。认为"约"贯穿于西汉王朝民族政策的始终,对不同时期"约"的类型及其内容探讨后认为,"约"应用于民族政策所施用的对象都是势力强大且对西汉及其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政权,"约"的形成是双方势力对比的结果,而一旦势力对比发生变化,"约"的废除和重新订立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汉对周边民族统治不断加强的表现,反映着西汉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壮大的轨迹。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

西汉王朝初期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来源于刘敬的“和亲”建议,这一建议是在详细了解匈奴、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特点基础上而提出的,是利用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西汉王朝初期,刘邦武力讨伐匈奴的失败为刘敬“和亲”建议的被采用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和亲”建议产生的思想基础则是儒家所主张的“用夏变夷”思想。     

从《二年律令》看儒家思想对西汉立法的影响

从 1 983年荆江市荆江县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这一部真切反映西汉初年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来看 ,它体现出了不少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 ,虽然西汉统治者在汉初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推行黄老之学 ,实行的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 ,但从律令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儒家学说也已很大程度深入到汉初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中 ,在治国理政驭民这个大课题上 ,西汉王朝实际上采取的从实际出发 ,利用各家学说予以综合治理之策     

论西汉屯田的历史背景及社会影响

<正> 屯田始于西汉,它是西汉王朝统治者为巩固国防而采取的一项军事经济措施。当时西汉王朝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部边疆的匈奴游牧民族,因此,屯田首先在西部边疆开展起来。由于屯田的实施,使西北边境地区的安全有了保障,对防止匈奴的侵袭、骚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屯田最初是为了解决军队给养而出现的一种军事经济活动,但从它所收到的实际效果来看,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汉社会风俗对抑商政策所起的作用

抑商政策作为西汉王朝的一项重要国策,其施行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民风民俗的影响。风俗可以积极地反映民间意识、大众生活的情况等,而其对于民众思想、士人意识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反馈作用又都与政治统治的安稳息息相关,故其走向、变化也多为治国者所重视。而抑商政策作为西汉王朝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它的实行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当时风俗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汉经略朝鲜半岛北部政策嬗变

文章探讨了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经略政策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重申汉武帝在卫氏朝鲜旧域内设置的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个边郡是西汉边政成功的典范,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辖统治,使该地由分封之地变成郡县之地。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

文章以走马楼西汉简为研究对象，从长沙王国、侯国以及属县三个层面对长沙国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能进行初步考察，并就各种职官的职掌、配置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分别予以论述。长沙王国主要以相府、内史府、中尉府三府主事。长沙相在郡守之上，主在辅王。内史主治民，其职权所涉范围甚广。中尉主治安，督盗贼。侯国如便侯、叶侯、都梁侯，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属县的吏员设置丰富，如临湘县就设有令、丞、尉、左尉、掾、主治计、计丞、令史、狱史、尉史、佐、校长、亭长、狱门啬夫、求盗、牢监等。此外，对新见职官名择要作考证，如具狱狱史、主系啬夫等。     

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

本文以近年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和传世文献相参证,对西汉西域渠犁的屯田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渠犁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重开和扩大在汉宣帝时,其性质为军屯,并就其组织和管理系统作了探讨.进一步认为,渠犁屯田是西汉在西域推行河西屯田经验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汉代及以后历代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