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

本文尝试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出发 ,根据“本质—先验”之问与“实存—超验”之问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结构来清理作为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的路线。本文认为 ,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史上的一条隐线 ,实存哲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后世的阐释重点多半落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本质 )—范畴论上 ;至于他的个体实现之论 ,则在中古哲学中被转化为神性作用—现实论 ,并进一步在近代哲学中被纳入主体—客体现实论之中。近世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潮中的实存哲学倾向未能形成气候。而自谢林以降 ,通常所谓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把实存问题与意志、情绪等内在因素联系在一起 ,其反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传统的动机日益彰现 ,终于在 2 0世纪上半叶成就了实存哲学—实存主义主潮。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指称论的批判

指称论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这个词在客观世界中所指的对象。观念论可以认为是指称论的变形。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其做了两方面的批判。第一,词类上,词语不只有名词(名称);功能上,词语不仅用来标示事物、陈述思想,它们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与非语言活动交织在一起,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这一洞见凝结在"语言游戏"的概念里。第二,即便用名词记述时,客观世界中的样本或心中的观念也不是必须存在的,更不必说由它们赋予词语以意义,使用才是判断是否理解词语意义的决定性标准。私有语言问题也可放在批判指称论这一线索中,私有感觉与指称论里的样本、观念论里的图画类似,仅凭它无法为符号配置意义。     

谢林对费希特知识学体系的前提性批判

在认识论的长河中,知识学体系从费希特自我原则到谢林同一原则的演变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费希特在对康德知识学的批判中,确立了本源性、能动性的自我原则。这个自我通过自己的纯粹活动,推演出知识学的全部内容。谢林反对费希特知识学体系的自我原则,把知识学的根基引到斯宾诺莎的实体,建立起自己的绝对同一的知识学体系,从而解决了从主观到客观和从客观到主观的双重过渡问题。但由于其非理性的直觉主义倾向,谢林在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中也固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庄子和谢林的艺术哲学异同看哲学与美学的关系

中西文化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在庄子和谢林构拟的审美意向性结构上反映的很明显：庄子的审美意向性结构是向内收敛的;谢林则是向外呈现的。另一方面,庄子和谢林艺术哲学也是异中有同：庄子是哲学的诗化,而谢林则是诗化的哲学,虽然他们各自在求证的方式上略有不同,但都主张哲学和美学是合为一体的。     

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论谢林的宗教哲学思想

哲学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归宿,具有共同的对象:对于绝对者(上帝)的认识,以及无限与有限、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关系。在谢林哲学里,这一切只有在一个过程中,通过“历史”的概念被理解把握。哲学与宗教的同盟关系在于,前者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后者(不管是以神话还是天启的形式)才达到最终的完成,另一方面,后者通过前者而获得自己所有的本质规定性。这一思想贯穿着谢林从早期到后期的整个哲学思辨。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低沉的情绪?--海德格尔对哲学基本情绪的存在历史分析

海德格尔从未满足于对“情绪”作一种心理学的规定。在前期哲学中,海德格尔对情绪现象作了现象学的分析,把情绪规定为此在之实存论环节;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从“存在历史”意义上对我们时代作了一种“基调”分析。海德格尔认为,希腊哲学的基本情绪是“惊奇”,一种让存在者之存在自行开启的“倾向”,一种“调音”。进而在近代哲学中,存在者是什么之问演变成“确定之物”的追问,“怀疑”成为哲学的基调。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的基本情绪则被规定为“既惊恐又畏惧的压抑”。如果说“惊奇”是开启性的、扩张性的,那么“压抑”就是持守性的、收缩性的。“惊奇”趋于创造,而“压抑”则归于守成。作为我们时代的基调,“压抑”并非全然消极,而是指示着思想之重量,呼吁着实存之定力。     

德勒兹对黑格尔的概念批判及其哲学意义

黑格尔哲学集西方形而上学之大成,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德勒兹对黑格尔的概念哲学进行了独到的批判反思,指出它内在的同一性和纵向性思维方式,并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哲学,倡导差异性的思维原则。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以及当下的马克思哲学解读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

在马克思发现新世界观的过程中,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是意义更为重要的著作.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性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真正的发源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分析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创立了劳动辩证法.     

如何理解作为一种观念论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德国观念论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理路。后者从康德到黑格尔始终坚持着建构主义理论倾向,即我们只能认识自身建构的世界。在观念论的传统中,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是建构主义。黑格尔用概念来构建和理解历史,马克思借助费希特富有主动性的主体来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从而使主体能够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是一个观念论者。因此,恩格斯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历史唯物主义与意识形态——简论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何以可能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批判占据着一个比较核心的地位,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一切先进的德国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继承,也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根本性的颠倒,以及这种颠倒的思想-历史意义何在。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批判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其成果就是一种新型的历史观,而这一历史观是以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崭新理解为内核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早期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从怀疑转向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在世界观上同黑格尔决裂,它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历程中的一块重要路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在赫尔纳茨时期研究、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伟大成果,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此时期确定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呢?这是为了解决《莱茵报》时期现实所提出的问题。     

重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路径

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脱离黑格尔哲学立场的真正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的一项重要主题。马克思通过论述德国的政治、现代国家与黑格尔法权哲学之间的关系,深刻阐明了有关法权与政治的批判何以对准黑格尔法哲学的原因;通过拆解黑格尔构筑的观念与现实的"圆融体系",批判了黑格尔虚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方式,指认了黑格尔国家形式主义的困境,重构了哲学与城邦、哲学与现实的关系。     

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与时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历史作为一种哲学本体意义上的规定性,它不等同于历史学（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一般而论,历史学研究,是对象性地认识过去曾经存在的对象的历史领域;而历史性方法则大多是指观察的历时性视角（或过程性人而哲学本体视域中的历史（性）,是与辩证法具体的生成性规定一致的。从思想史上看,“历史”作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在他那里,世界的本体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赫拉克利特形象地称它为永远燃烧着的“活火”。在这里,生成性一开始就是与辩证法相关联的。可是这种本体意义上的生成性起初并没有被指认为历史…     

情境语义学对语言哲学中意义理论的发展

意义问题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哲学家们在“意义”研究方面,至少提出了五种著名的理论:指称论、观念论、功用论、行为论和语义论。情境语义学也把意义问题作为自身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研究,情境语义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意义的关系理论。这种新的意义理论,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语言哲学的意义研究,有力地推进了意义问题研究的历史进程。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上)——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肯定了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的能力,而这就预设了世界的可改变性或非决定性,否则,改变世界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又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而这在逻辑上就使得改变世界成为不可能或不可理解之事。对于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一矛盾无疑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因而也就成了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不可避免地关注的核心问题。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到当今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每一重大变化,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矛盾处理方式的变化。而从当今后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激烈争论来看,这一矛盾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思想中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人们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并不成功的解决方案,因而有必要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     

作为无功能的个人功能——阿多诺对黑格尔国家伦理学的批判

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在理念中非常注重特殊利益的诉求,主张在国家中实现普遍就是实现自我.但是,在国家这种伦理实体的具体实现过程中,普遍性的方面即相对于个人来说的国家整体方面,在国家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有着绝对的第一性的地位,个人往往被降低为纯粹的执行者.阿多诺认为,国家这种伦理实体的第一性带来的往往不是个人和国家的总体和谐的图景,反而表现为一种个体解放的骗局.真正的和解表现为个体和整体的合理对抗.     

从对早期谢林哲学的超越看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基于《精神现象学》的分析

早期谢林哲学的核心概念“理智直观”在黑格尔看来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外在性的规定,它无法完成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真正统一。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精神”概念是基于人和社会关系的辨证运动而提出的,人的自我意识的欲望的和目的论的本质保证了“精神”是以自身为目的地发展着的,克服了谢林形式主义的外在性的“理智直观”的,完成了对谢林同一哲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