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政府能力与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机制与中国实证

理论分析表明,政府能力是影响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就地方政府能力的三个侧面而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最大,地方政府市场支持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次之,但就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而言,并未有一致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企业金融化、减税刺激与提振实体经济

以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为背景,重点探究减税激励如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并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揭示税收激励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税率未发生变化的企业,税率下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而税率上升的企业并没有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两者呈现非对称性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实体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放大减税对投资扩张的激励效应,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     

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民生激励研究

过去20多年，中国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持续改善，现有文献主要强调医疗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等成因。而民生激励是一个重要视角，地方政府因贯彻中央要求而产生的民生激励是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重要成因。首先，文章从理论上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临民生激励时居民健康改善的效应，明显大于其仅面临经济激励时的效应，揭示了当地方政府偏好于民生激励时，实际上大大增强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其次，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表明，居民健康的民生激励假说成立。再次，运用跨国样本进行合成控制法检验表明，民生激励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产生了显著的整体影响。研究结论揭示，2003年前后地方政府产生的民生激励，是解释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一个重要视角，并且该模式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升华。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一种财政视角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讲 ,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 ,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性行为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 ,而财政分权模式又是影响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首先探讨了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的关系 ,然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如何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产生激励不相容性 ,进而扭曲了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激励。最后 ,提出了若干旨在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建议。     

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7—200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我国转型时期31个省区市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考虑政府行为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但引入政府行为后,两者变成了负相关关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带来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粗放式的,会挤出民间资源,从而阻碍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政府应该进一步促进市场化,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来获得正的增长效应。     

资源与激励——一个关于资源诅咒形成机制的文献综述

古典经济学家和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悖,许多实证分析也证明自然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资源诅咒产生的机制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形成,这种环境会对企业、个人及政府等经济行为主体产生激励,各行为主体在激励下的行为挤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导致了制造业部门的萎缩、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寻租腐败及利益集团间的权力斗争,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股市过度投机与企业短贷长投

股市过度投机是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行为扭曲,会对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10—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股市过度投机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股市过度投机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短贷长投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股市过度投机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成长期、衰退期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有明显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市过度投机会显著提升非效率投资水平并降低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占比,并导致融资约束加剧,提升金融化水平,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短贷长投水平的增加。最后,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金融监管是校正股市过度投机扭曲企业投融资行为的重要渠道。本文从校正股市投机行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与地区差距——基于经济转型的解释

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过去的40多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令人困惑的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地,与之相关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显著的经济波动和较大的地区差距等经济特征又是如何产生的？基于此,在中国式分权的基本制度背景下,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及风险厌恶型特征,导致其投资决策行为具有进行相互模仿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1）这种模仿行为是构成中国民营经济迅速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2）模仿行为放大了中央政府偏好对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引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潮起和潮退”,形成了显著的经济波动;（3）“软预算约束”弱化了横向竞争对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激励作用,导致不同国有企业数量的地区形成所有制结构的差距和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的结论对于未来中国提振经济发展动力,平稳经济波动以及协调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金融结构改革与实体经济“脱虚返实”——传导机制、改革逻辑与政策建议

脱实向虚不仅是资产价格泡沫激励下的企业逐利行为，更是融资结构扭曲在外生冲击下的必然反应。研究发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加剧了企业的信贷依赖，诱发了企业融资结构扭曲，导致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因债务积压过重而转向金融化投资，从而推升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水平。债务积压对脱实向虚具有U型影响，即处于债务分布区间高低两端的企业脱实向虚水平均较高，但高债务区间下的脱实向虚更具经济危害性，因为该区间下的脱实向虚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使得U型拐点左侧的曲线斜率高于右侧。金融结构改革可以破解自强化机制，进而改变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和斜率，从而削弱脱实向虚企业的自我扩容能力。最后，推进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是修复资本市场功能，而修复策略应以减缓扩容、完善投资者保护为重点，且扶持企业技术创新能缓解金融结构改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冲击。因此，构建“金融结构改革+创新驱动”的联动战略是实现防风险与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关键。     

外资产业集群与政策激励--美国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产业集群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和内部协作性可使外资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对其投资地点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会对地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及就业也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借鉴美国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分析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地方政府政策激励的竞争将使其陷入一种“囚徒的困境”，地区吸引外资的竞争不是短期行为，应谋求长期和协作式的竞争。     

区域经济发展视角:地方政府行为悖论研究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但地方政府因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双重目标,而产生计划与市场、区域间合作与竞争、可持续发展与短期收益等政府行为上的一些悖论。本文主要从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有限理性、激励约束机制、囚徒困境等方面来分析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行为悖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重塑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等措施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锦标赛”增长模式的来源与演变:一个经济史分析

本文首先对建国以来中共历次党代会报告、党章、五年计划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考察,而后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及其经济扩张模式演变。主要观点有:第一,地方政府行为内生于中央政府的赶超意识以及中国垂直的行政体制。第二,为了同时涵盖改革开放前后分别侧重精神激励与晋升激励的两类实践,我们更倾向于采用"锦标赛"增长模式的称谓。第三,在1979年前后两个时期中,地方政府所面对的激励体系及其影响下的基本行为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演变的路径与特征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及其演化是和我国经济转型相伴相生的的。本文以演化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指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演变路径具有创新性和模仿性之分,创新性演变具有地区差异性、模仿性演变出现一定递进性,演变过程带有明显的地方政府间水平竞争的特征。且体现了行为目标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行为方式由封闭性向开放性演变的趋势。     

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的经济转轨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分权化而非民营化开始的,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巨大活力,是中国经济转轨与俄罗斯、东欧经济转轨的主要差异,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相对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度发育,一度是中国经济发动机的地方政府,在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和增长的基本态势,并且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偏好与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对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行为选择.预算软性约束放大了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经济增长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改革方向在于通过完善地方政府代理人角色、确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加强预算监督机制以及提高区域间协调等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动机——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探究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边界,在科学评估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减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以2001-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负担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而且税收负担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收益率差距、企业处于较弱的市场权力地位均会增强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放大效应。上述研究从税收负担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视角科学评估了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减税降费等精准施策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