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情感型的 ,将人视为情感的存在 ,由此解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价值的问题。但儒家并不是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 ,而是在二者的统一中建立人学即仁学的     

低调主义:女性文学的话语哲学

从话语哲学出发,我们看到女性文学的话语哲学呈现明显的低调主义特征。它不仅仅同语言学和话语学有关,而且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所有实践的领域;同时又与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等形上领域的理论、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它是哲学,是与语调有关的哲学。     

论儒家哲学的“春意”与中国哲学的“新生”

"春"与"仁"相关联的儒家哲学思想史程包含三个逻辑环节。在《周易》自然哲学中,春与东方草木建立关联;由"五行"思想的发展而与"仁"之德行建立关联;宋明时期,"仁"包举四德,上升为本体,春遍在四季,本体与价值具有一体性,指向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的存在。宋明道学所发现的"春意"与佛家的春意之区别包含三个面向:一是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二是指向人的存在的同时,同时指向物、并且实有其物;三是心物不仅同源而且同趋,境界中有着明确的价值论指向。发展的春意,比较的春意到内在的春意,仁本体的发现使得宋代文化及中国哲学近世精神的"内在自然"向度被真正发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启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的新类型的探索,这正是中国哲学当代开展新生的春意。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内在论:儒家心学的一种新诠释——兼论“中国有无哲学”

儒家心学的内在论表现在,它是一种以心灵为本体,通过心有"同然"的预设,以"类"概念构成论证的逻辑前提,由此来达到"以一知万"的目标。它通过一种类比性的辨识和推论,用某种有限意义上的一致主义的方式,来确证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儒家心学的内在论的突出表现,是把事物的"理"看作是心灵所赋予的结果,这类似于现代哲学的"意义投射"的解释。"良知"本身以及"行"被用来作为认识的准则。不过以这种类比的方式来推论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导致论证上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个别性的对象中推出一般性命题、如何从他人不可显现的内心情感活动中得知其具有"恻隐之心"。使用"内在论"等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诠释儒家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哲学形态,从而有助于反驳"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判定哲学的标准不应是其叙事方式,而应以思想与教化的功能来界定哲学。     

论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及其生态哲学意蕴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突破了自然系统的界限,在物质文明极大发展的同时,造成了环境系统的极度恶化,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引起人们普遍的焦虑和不安.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系统、生态系统的关系,解决诸者之间的矛盾.关注、关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问题,早在2500年前的儒家即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生态伦理的思想和观念,它的"仁民爱物"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意蕴和借鉴价值.     

“哲学”的后果与分寸——杜瑞乐〈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一文读后感

杜瑞乐的<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对当代新儒家诸疑难的反思>一文(以下简称<儒思>)读来饶有兴味。这不仅是因为我多年来也关心类似的问题，比如中西哲理思想的关系、儒家乃至中国人文与哲理传统的现代失落，而且由于我在<儒思>中看到了某些很精彩的见解。     

作为“心之大端”的好恶本情——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情感禀赋论

好恶乃是人类的"本情",作为"心之大端",它们构成了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道德禀赋。好恶在基本定位上,既非"好恶之欲"也非"好恶之性",而应归之于"好恶之情"与"好恶之心"。"好"为积极情感取向而"恶"乃消极情感取向,但作为"本情"之好恶却不能被推为心性化的"本心"。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架构。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论儒家哲学的“超越”与“感通”问题——与蔡祥元教授商榷

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严重混淆了超越的两种主体,即“天”是外在的、超凡的,而“人”的心性或理性是内在的、超验的。“感通现象学”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康德与牟宗三的问题意识;而其观念背景,在西方哲学中是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哲学中是主张“心即天”“性即天”,因而“以人代天”“以人僭天”的宋明理学。因此,作为“感通本体论”的“感通现象学”其实并非现象学,而是一种前现象学的观念。     

论儒家伦理的家族主义与超家族的关怀

目前 ,有一种观点在学界颇为流行 ,认为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家族主义 ,并且把家族主义的内涵界定为一种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实际上 ,在儒家伦理体系中 ,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只适用于普通劳动者阶层 ,而不适用于士大夫阶层。对于士大夫阶层 ,儒家倡导超越家族利益的价值关怀。因此 ,儒家伦理体系是家族主义与超家族关怀的结合。所以 ,以家族主义来概括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 ,流于以偏概全 ,是错误的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重回在场——兼论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20世纪的哲学体现了典型的逃离在场的特征,分析哲学以过去掩盖现在,实用主义以未来掩盖现在,结构主义以那里掩盖这里,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是逃离在场的集大成者。逃离在场使现代专业哲学陷入狭隘的学院主义的困境而失去了自身的活力。要重新恢复哲学的活力,需要倡导重回在场,进而倡导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

本文着重讨论了四种道德学派即: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感派、以儒家为代表的良知派、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派。并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进行划分:从动机上把道德分为理性的和情感的,从层次上把道德分为功利的和道义的;进而将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功利论和道义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层次结构。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和互补格局。     

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一对欢喜冤家——对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辩证关系的思考

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不能将这两者知性地加以对立。后现代哲学的本质是重写现代性。现代性哲学对人的非人化、抽象化理解导致对人的真实形象的遮蔽以及对人的生命自由的束缚遭到了后现代哲学激烈的批判,但后者又与现代性哲学贯穿着内在的深层“统一性”和“连续性”———启人的存在之蒙,彰显人的生命自由。两者既有差别和断裂,又相互联结、彼此推进。     

从雷蒙·道森论“儒家的教导在现代的敌人”谈起——论王夫之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列举了某些西方学者看不起中国哲学的三条理由:一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出现代性因素,二是认为中国哲学中缺乏那些只有西方哲学才有的问题,三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他认为这些理由虽然最初是由某些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所提出,但却被某些现当代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并加以论证和宣扬,从而又更为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学界的中国哲学观。本文试图依据海内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船山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来廓清道森所列举的那些"影响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陈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