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论儒家历史哲学的演进

儒学在形成之初,就诞生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王夫之等建构了传统儒家的历史哲学。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及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入,儒家历史哲学出现了转型。其结果,儒家历史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更为完备。这对于中西历史哲学的互鉴,对于中国哲学整体体系的建构,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儒家哲学的生活哲学意蕴

儒家哲学作为指导儒者生活的方法论原则,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它以日常生活为存在境域,以生活问题为基本内容,以生活语言为话语系统,以提升生活境界、完善生活方式为价值归宿和立言宗旨,在本质上成为一种生活哲学。这使得儒家哲学与传统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成为一种融入生命体验的生活方式,展现出浓郁的生活哲学意蕴。     

新儒家的比较哲学课题--台湾学者赖贤宗与哲学研究所同仁座谈纪要

本文介绍了台湾“后新儒家”代表人物在中西哲学比较课题方面的一些观点。透过牟宗三和唐君毅将宋明儒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比较研究 ,发现新儒家的比较哲学论 ,基本上属于范畴对比的性质。这种比较研究有其时代的意义 ,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从而在大乘佛学、宗教多元论和禅、道学三个方面提出了可以扩展新儒家比较哲学的论题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儒家生命哲学对当代大学生命价值观的借鉴

当前,我国部分青年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冷漠和贬值,是因为我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化导致了生命价值体系的缺失,道德人格培育体系的缺失,生命意义认知体系的缺失.而作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儒家哲学被边缘化,正是这些“缺失”的历史根源.儒家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哲学.它是对人的生命存在或者生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它确立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系,甚至把生命提升为宇宙世界的本原和本质;它对生命价值的把握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悟”.儒家生命哲学的核心理念是“仁”,仁者爱人,具体表现在如何处理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上;儒家生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些都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命价值观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方东美对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阐释

在方东美看来 ,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分别代表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真精神”。对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阐释 ,是方东美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扼要地介绍了方东美关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论述 ,并指出这些论述至少表明了以下两点 :l、方东美的学术立场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位 ,同时有选择地接纳西方文化。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文化立场。 2、方东美认为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创造精神” ,道家的基本精神是“超脱精神”。这两种精神 ,都是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     

儒家政治哲学的悖论

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儒家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其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的膨胀和保障社会的和谐。然而,此种崇高的学说由于其内在学理的悖论,从而使美好的理想非但难以实现,而且还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论儒家哲学的“外在超越”

当代新儒家把儒家哲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后认定，宗教精神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传统，而儒学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传统。如果从儒学与宗教之异同的大致区分来看，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承认儒家哲学只是内在超越而否认它的外在超越，即儒学所发散着的浓烈的宗教意志和信仰意识，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永恒价值。就儒家哲学的实质即核心内容看，它仍然分成两个层次，即以合性为主体的自我超越和由心推物、及世的世俗的超越。前一种超越由它的必胜之学昭示出来，后一种超越则由其天命观和社…     

中国现代哲学体制的“药术”作用——回应张祥龙的几点意见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张祥龙对我发表于《中国学术》上的题为(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的拙文的回应。我觉得我们对“现代儒家哲学”概念所存在的一些根本困境颇有同感。我以为我们在诊断症结方面比在澄清困境时使用的策略方面所持有的分歧要小。     

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

现代新儒学将儒学加以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例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有时是隐性的,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其共同点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周易》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这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去形而上学化趋向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旧形而上学确实是“无本”（无源）的,其对《周易》的单纯哲学化、形而上学化诠释确实是颇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去形而上学化尽管同样偏颇,然而确实敞开了重新发现本源,从而重新诠释《周易》、重建中国哲学的可能。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程朱、黄宗羲、王夫之、康有为、徐复观等儒家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从最初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开始,直至自身本体论、方法论的建构,儒家政治哲学都体现出与儒家道德学说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在今日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仍具有生存的根基。不过,我们要认清政治儒学、西方社群主义同儒家政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其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     

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审视

根据对实力增长和内部和谐两大基本目标的不同排序,规范性的社会哲学可分为三种: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增长与和谐并重的社会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主张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到19世纪后半期,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被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所取代,中国的社会哲学实现了转型。尽管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但其存在仍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因此,它是现阶段唯一现实的哲学理念。至于向增长与和谐并重的社会哲学的过渡,目前为时尚早,而重返儒家的和谐取向社会哲学更不可取     

儒家和谐思想的哲学基础

追求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儒家文明的精髓,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目标。本文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了儒家和谐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评价其现代功能与历史局限,以期对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哲学”的后果与分寸——杜瑞乐〈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一文读后感

杜瑞乐的<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对当代新儒家诸疑难的反思>一文(以下简称<儒思>)读来饶有兴味。这不仅是因为我多年来也关心类似的问题，比如中西哲理思想的关系、儒家乃至中国人文与哲理传统的现代失落，而且由于我在<儒思>中看到了某些很精彩的见解。     

现代新儒家超越价值观的成就及理论不足

现代新儒家为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对于儒学超越性的层面进行了现代意义的论证和彰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的一次历史转进,并且对儒学心性论现代意义上进行论证,为超越性设定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超越性所作的努力存在着经院化哲学倾向和个体化的体知的思维特征的不足,从而他们所着力阐扬的“内在而超越”是不具有操作性的,也是难以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建构中充分体现其作用的。     

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

在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