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家伦理学中的生态智慧

本文论述了道家关于热爱自然,顺应自然和复归于自然的环境伦理学说。道家主张“天人同源”,强调“天人和谐”,反对“以人灭天”,崇尚“本真自然”的文明道德,追求“物我两化”的理想境界,这一古老的生态智慧,对于当今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主题思想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失为一盏指路明灯。     

从现代环境论看道家天人之学的现代价值

道家的天人之学在与现代环境论对话中具有较多的“话语权”。正视环境问题,探明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以及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道路构成现代环境论的三大要素。道家天人之学的建立,正是源于老庄首先洞察到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和矛盾之中。这种将“问题”本身作为反思对象的“问题意识”,对于现代环境论的建构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道家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倡导的道法自然、人道法天、任其自然、法天贵真这一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原则,在最深层意义上给人类提供了一条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与道路。道家天人之学和现代环境论所呼唤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当共同成为人类追求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目标。     

环境哲学的基本理念

20世纪西方环境哲学的主题是天人关系,它是对20世纪世界性环境危机的深入反思,是对近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天人观的否定,由此而得出的新型天人观可以"有限自然"、"有限地球"、"有限人类"和"依天立人"概括之,它们将对当代文明新形态之建立产生深刻、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生态观

中国哲学是生态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即自然(不排除神格化之天在内)与人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哲学的主要流派儒、道两家学说中有明显表现,儒家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遂通为理论骨架,主张天人和谐、平衡;道家以道法自然———人道契合———人道为一为思维路径,追求人性与自然本性的一致。此外,中国哲学是生态哲学还有其内在的因素,即: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文人的思维;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农耕环境;中华民族原始的宗教心理和强烈的报恩情结等。中国哲学是生态哲学,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中国古代环境文化思想与新发展观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价值,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是传统天人观的共同特点.中国传统天人观中丰富的环境文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确立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学说,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其内容主要指天道与人道、天为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形成了具有天人同源、天人同气、天人合化、天人同心、天人合同、天人和合、天人同乐等一系列天人合一关系的理想和愿望,从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的心理趋向上表达了追求生态文明和生态自然的美好目标,对于树立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周易》在西汉经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原因是它为西汉思想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贡献,满足了当时社会重建秩序和价值的理论诉求,此贡献通过天人之道的建构体现出来。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思路是,先将易道理论阴阳五行化,通过以卦象为媒介的宇宙图式表达新的天道观;再依据天人同气、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理论模式,为人道提供来自天道的权威依据。这一天人之道的理论系统,因其整体性、孕育性、延伸性特征,催生出其他新的学说,对汉代以及后来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座独特的高峰。     

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现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评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政治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并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刘向撰写的《洪范五行传论》可以说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汉书·五行志》就是以此书为基础撰成的。但由于刘向和董仲舒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形势不一样,虽是同一体系的思想,仍有显著差别。董仲舒的天人观念还不足以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经学大师,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长江后浪,是在董氏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要系统地考察和分析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就很有必要对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予以研究。 一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阳城候刘德之子、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风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 西汉末期,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豪强跋扈,官吏贪婪,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农民丧失土地以至破产,成为豪强的依附农民或流民,有的甚至沦为奴隶。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宗室、宦官、外戚和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总之,西汉王朝这时已岌岌可危,如大厦将倾,刘向就是生活在     

汉代天人之学与《易纬》的“身体哲学”

汉代流行的天人之学是以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可感可证天人感应体系。同时,汉代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天人之学。它是以太一(太极)神为主宰,以十二月为纲目,运用当时多学科知识编织起来的对称而共存的天人之宇宙图式。迎合汉代天人之学,《易纬》大量吸收了当时天文、历法、生物、中医等自然科学知识,重构一种具有易学特色的天人之学。在这个体系中,人体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其功能、德性、行为及安恙与整个自然世界紧密相连,再次凸显人体在世界万物中的地位。此时身体不再是人体器官的简单合体,而是活生生整体宇宙的显现。《易纬》对于人体疾病发生与防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防病治病仍有重要意义。     

王充的天论与人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和论述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天人感应论。王充是反对天人感应论的。在《论衡》中,他以天道自然论为武器,对天人感应论以及这一理论下滋生的种种迷信大加批判,斥之为虚妄不实。王充的批判对于天人感应论的没落和富于批判精神的魏晋玄学的兴起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是王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要意义。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以德为本:孟子"和合"思想的特质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可以理解为事物和谐、协调、平衡发展的状态.孟子学说中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合""身心和合"和"人伦和合"."天人和合"是通过对天赋之德的体认,而达到的天人融洽之境;"身心和合"是将本心贯注于身,而达到的身心融贯之境;"人伦和合"是将内在之德扩充至社会人生,而达到的人伦和睦之境.孟子"和合"思想的特点是以德为枢纽,贯彻天人、身心和人伦各个方面.     

从"天人合一"的源处追寻其原初价值意义--兼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为适应西汉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面改造了儒学,从而使儒学由一名地位卑下的小卒变为一家"独尊".董仲舒最先提出"天人合一",他的天人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君权神授"为旨归的.深得西汉统治阶级赏识的核心价值便是"君权神授",因为它既说明了君权来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便于西汉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至于说他的天人观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则是没有根据的.     

别“愉”了孩子的未来——议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意识因素

所有罪恶都来自“偷窃”,污染地球就是偷了孩子的未来。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经济模式,在其发展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思想。实践中,通过官、产、民、学四方面把“天人调谐”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能动的文化意识,构建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意识环境。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论董仲舒天人合-思想的三个层面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天人在形体结构上的一致。第二是天人在思想和道德意识上的一致。第三是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一尊和政治的一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完成了天人合一由理论到政治实践的转变。     

董仲舒法哲学体系新探

董仲舒建构了一套以天论为实证基础,以人论为中间环节,以王道论为价值指向,以天人感应论作保障的一套法哲学体系。他的天论实际上就是对封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描绘;他的人论就是对处于封建社会里的民众的伦理分析与道德要求;他的王道论实际上就是他所向往的封建国家的理想状态;他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董仲舒把这些现实世界的内容包裹在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的外衣之中,借助于神(天)在人们观念中的力量,熔铸成为具有强大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奠定了法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