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月派”“现代诗派”诗歌的音乐性探索

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音乐性"纯诗",他们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新诗四时代论纲(下)

新诗四时代论纲（下）汪东发收稿日期：１９９８—０２—０６戴望舒时代戴望舒时代的大致时段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８—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左右，这是现代新诗的整合期、掘进期。尽管这个时代的标志诗人戴望舒及先行者李金发的新诗创作早在２０年代初就开始了，但我们确认...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诗人,是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的象征主义诗艺引入和诗学探索,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品格,推进了现代新诗的发展。     

新诗文体建设的四大误区

新诗文体建设的核心是新诗的音乐性问题。音乐性是新诗最薄弱的一环，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新诗文体建设中的四大误区：（１）新诗拒绝音乐性；（２）新诗贬低外在音乐性；（３）韵律就是刑具；（４）民族诗歌传统的断流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新诗四时代论纲(上)

着眼于“诗时代”、“艺术时代”来审视和描述新诗艺术的自身发展,无疑比重在史述社会发展的“三个十年”论更有诗学意义。现代新诗起步于胡适时代,中经郭沫若时代的创制和戴望舒时代的整合,至艾青时代趋于成熟。新诗艺术发展的时代链中,胡适时代是放足与求真的写实时代,郭沫若时代是创制与求美的浪漫时代,戴望舒时代是纯粹诗歌的现代时代,艾青时代是在苦难中成熟的综合时代。四个艺术时代的嬗递演进,成就了现代新诗及其辉煌的历史。     

施蛰存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

30年代 ,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为阵地 ,集中推出了以戴望舒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派色彩的诗歌 ,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试论中国自由诗的音乐性

试论中国自由诗的音乐性王毅关键词自由诗，音乐性，节奏，格律诗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１２０７．２５从诗史的发展看，中国新诗无疑取代了旧诗。但这种取代却是以新诗的失聪与哑口为代价的。正是在音乐性问题上，新诗尤其是自由体新诗一直面临着来自传统诗歌的报复：...     

本土诗歌经验对于戴望舒象征主义接受的影响

对外来文学的接受 ,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戴望舒的象征主义接受立足于中国本土已有的诗歌经验 ,既积极调动了诗人主体的旧诗积淀 ,又充分考虑了新诗发展的实际需求。努力使接受成为一种主动的对话而非被动的倾听 ,显示出了鲜明的主观性、主动性和本土性特征。在中国文学进一步世界化的时候 ,他的做法 ,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自由诗的自由与法度——论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成绩滞后，诗体危机是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音乐性薄弱是新诗诗体危机的主要环节，加强音乐性是新诗自强和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化，反对音乐性；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促进新诗诗体成熟，是诗坛泰斗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象征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始,极力追求作品的音乐性,用音乐的不确定性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绪.从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追求与渴望、象征主义诗人赋予"音乐性"新的内容、构成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基本要素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象征主义文学(诗歌)的音乐性,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特点简

戴望舒作为一个具有诗人和诗歌翻译者双重身份的人,把多年写诗的心得纳入他的译诗,从而取得了非常的结果,戴望舒的诗歌翻译,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又在戴望舒的诗歌翻译中得到很好体现,他不仅在增强汉语的表现力等方面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而且希望在诗歌的语言特色、意象等方面保留有象征派的特点。对文化主体身份重新进行了解构与建构。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拓了我国新诗创作的新局面。     

新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论台湾现代诗的特质

一九六一年夏天,台湾诗人纪弦(本名路逾,曾在三十年代与戴望舒、徐迟等一起筹办《新诗》杂志),在他所主编的《现代诗》杂志第三十五期上,发表了题为《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的论文,积极主张“新诗的再革命”。纪弦认为,“新诗的再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诗运动。其革命之对象是“传统的格律主义,低级的音乐主义,韵文至上主义,以及‘韵文即诗’之诗观,”第二阶段是现代诗运动。纪弦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