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延安文艺的分水岭,使得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阐释发生巨大转折。从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状况的比较着手,以报告文学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在《讲话》发表后异军突起,不但成为实践《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重要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延安文艺由多元向一体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毛泽东延安文艺构想中的底层取向及其理论价值

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构想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新文学的平民路线及“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诉求,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早期“左翼”文学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底层关怀是毛泽东延安文艺构想的精神核心,《讲话》提出的其他命题,大多与此有逻辑上的关联.延安文艺构想中的底层取向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的文学实践,为新文学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路径.     

文艺大众化：话语与实践的递嬗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几乎贯穿20世纪文学史,牵涉到文学领域之外诸如思想、政治等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殷切呼唤的“平民文学”,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话》政策性指明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话语与实践两方面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     

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以草明《延安人》为中心的考察

主要聚焦草明的情感实践与创作转型,以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延安人》为切入口分析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交互影响。《讲话》发表后,一系列情感实践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的情感转向,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转变也影响了革命文艺的生产与建构。草明延安时期的创作及其转型具有典范性。在宏观层面,作家的情感实践促进革命文艺生产的同时,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也在滋润着创作者的情感认同。创作者投身革命文艺生产的场域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知识分子的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相互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变革的一条有效的内在路径。     

延安知识分子:三重身份的同一

延安文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将延安知识分子加以改造,实现其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传播者三重身份同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始终将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作为服务对象,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参加实际斗争,转变思想,获取源泉,完成了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身份的转变。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延安知识分子从人民群众的审美取向和接受习惯出发,创作出反映革命斗争、描写工农兵新形象的作品。作为传播主体,延安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媒介手段推进延安文艺的传播与接受,在传播的同时实现与受众的互动,最终实现团结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     

论延安文艺的开放精神

对于延安文艺,人们大多首肯其政治性、人民性、民族化,而较少注意战争年代所具有的开放性。有人甚至认为,延安文艺相对封闭,与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隔绝。实际若放开视野,对延安文艺之指导思想、理论批评及创作实践作历时性考察,就会进一步认识《讲话》建构起的高层次理论体系及其对延安文艺发生的直接指导作用。延安文艺对于艺术生产力解放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其间蕴含与当今时代相通的开放精神,对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文艺为人民大众:历史与现实的选择——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以党的领导人身份正式确立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基本任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研究劳动人民的生活,学习民间创作的形式,并且第一次把读者对象提到了文学创作的首要地位。《讲话》发表之后,一直被作为马列主义文论的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性文献而得以最广泛的传播,并受到文艺理论界的一致肯定和推崇。从解放区直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作宗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原则的文学格局,并且把新文艺的理论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切显然与《讲话》的指引是分不开的。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延安文学"正名及其相关概念考辨

近年来,随着延安文艺研究的升温,研究中普遍存在用"延安文学"指称"延安文艺"、"延安时期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的现象.事实上,"延安文学"的概念本质上属于地域文学的范畴,可泛指在延安这一地域所生发的所有文学现象,它与"延安文艺"、"延安时期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的内涵虽有交叉,但其概念本身有着明晰的外延与内涵,不可互相指称.     

从延安文学传播看和谐社会构建

延安时期,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对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新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延安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文学担当起特殊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一方面,延安文学积极为革命呐喊助威,奏响抗战救亡、赢得解放的时代主题,无论是报纸、期刊、图书,还是电影、歌曲、戏剧、口头文学等,都充分发挥了媒介自身的优势,对延安文学的精神内涵进行有效传播,为延安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延安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强大的教育功能,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对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生产、传播以及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有利于认识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理解和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对今天如何解决文学所面临的社会责任感缺失有所启迪.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讲话》对当代陕西文学的影响

当代陕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母体延安文艺有着剪不断的脐带关系。柳青的文学创作直接受到《讲话》精神的熏染,柳青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精神召唤着后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胡采的生活反映论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陕西第二代批评者王愚、刘建军、蒙万夫、畅广元等人的文学批评观念均受到《讲话》精神的影响。《讲话》中包孕的人民性、实践性、民族性诸多文艺经验,不只对纠正当下文坛商业化、媚俗化倾向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构筑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亦有着重要意义。     

《讲话》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

5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党领导革命文艺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得到了蓬勃健康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讲话》所论述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渴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五四”时期提出过“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左     

红色文艺思想历史回眸:《讲话》研究60年

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60多年了。《讲话》是延安时期战时文艺的精神指导,也是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对《讲话》的科学研究经历了许多曲折。延安时期的研究,多从战时需要出发,而较少考虑文艺的特性;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延续了战时的指导思想,而较多强调文艺的"服务"、"工具"功能;文革时期《讲话》精神被"极左"政治势力歪曲,致使文艺走入畸形;"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讲话》精神作了新的阐释,标志着对《讲话》的研究真正步入科学。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文艺"双百"方针的本意,同时也是对《讲话》文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延安文学精神论纲

延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构成。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延安文学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学现象,而且更具一种文学精神价值。延安文学精神是文学的时代使命担当精神,是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精神,是文学追求朴素与崇高相结合的艺术审美创新精神。延安时期异彩纷呈的文学实践（庞大的作家队伍、众多的文学社团、纷繁的文学期刊、丰厚的文学创作实绩）是延安文学精神形成的文学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延安文学精神的理论核心。延安文学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精神引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赵树理研究的误区

赵树理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的许多广泛流传的作品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讲话》精神的直接指导下创作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著作都持此观点。事实上赵树理看到《讲话》之前,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已经创作完成了。赵树理文学现象与《讲话》精神的吻合是时代的必然、文学发展的必然。文学史著作应当对此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分析,探究赵树理文学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讹传讹。     

欧阳山探索民族的大众的现实文学的历程——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民族的大众的现实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种文学的基本理论、纲领和正式形成的标志。著名作家欧阳山长期探索这种文学,在《在延安文艺座淡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才取得成功,随后又不断发展,乃至取得光辉成就的历程和事实,证实了这种文学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作用,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这种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是:民族性、大众性、科学性、现实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四五十年代的文艺论争

以丁玲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其引起的文艺论争为引, 梳理出40 年代延安文学至50年代后期的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并结合她于同时期发表的另外两部作品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以及文学评论, 进一步探讨当时文艺界最为敏感的议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认同的二元对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及女性个体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