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史记》中的论赞功用

《史记》具有史学、文学的双重属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巨作。其间“太史公曰”引出的文字属论赞之词,将其分为记行历、讲谱系、采众言、论人物、褒黄老、大悲悯六类,以证明它在《史记》中的积极功用和重要意义。     

论《左传》“君子曰”

《左传》“君子曰”是表示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评论,但全书属于“君子曰”这样的称谓有几种。 (一) 在《左传》中,“君子曰”共四十八见,如首例隐公元年“君子曰”: 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原来是郑庄公因为他的母亲偏爱其弟叔段,就向他的母亲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颖考叔为了谏诫庄公,先是有计划地“有献于(庄)公”,使得“公赐之食”,才“食舍肉,公     

《左传》“君子曰”与“君子谓”辨析

《左传》叙事,往往夹叙夹议,并经常用“君子曰”与“君子谓”等形式直接议论.由于“君子谓”与“君子曰”在评论模式上很相似,所以往往被认为是“君子曰”的变格,并且与“君子曰”不加区别,一概而论.实际上,“君子曰”与“君子谓”在格式和语气及评价角度上有明显不同,二者在评价人物事件时有明确分工,不宜将二者等量齐观.     

吴广成论西夏述评

吴广成论西夏 ,主要集中于《西夏书事》的“论赞”和“按语”之中。本文通过对其“论赞”和“按语”的剖析 ,揭示出吴氏论西夏的主要内容、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而使西夏史学工作者和读者了解吴氏论西夏的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君子对待善恶政治的伦理抉择——《论语》和《左传》中“子曰”比论

《左传》中一段“子曰”对“泄冶死谏”的道德评判,看似与孔子一贯的伦理主张不合,乃至有些学者怀疑这里的“子曰”并非孔子的言论。但经过分析尤其是通过与《论语》中类似“子曰”的比较,它与孔子的思想没有矛盾,而毋宁是体现了孔子评价政治伦理行为的慎重态度及其评价本身的复杂面相。围绕君子如何对待善恶政治这一主题,进而分析了《左传》中其它几段“子曰”,以作为佐证说明,它们可以与《论语》的相关思想互补,从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左传》作者及所记载时间

关于《左传》作者和所载史起讫年代,学术界众说不一,现举代表意见如次:关于《左传》作者,传统以为左丘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刘歆传》均从此说,并断定左丘明和孔子同时代。两汉学者认为《左传》与《春秋经》无关,但仍肯定为丘明所作。汉以后开始怀疑起作者了,认为《左传》并非丘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鹿鸣之什诗义管窥

《鹿鸣》:“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鹿鸣》;“我有嘉宾,德吉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毛传:恌,愉也。是则是效,言可法效也。”传意不甚明白,似谓君子可为人法效,则君子即嘉宾,实与诗意不符。然陈奂正是这样理解。他说:“(君子是则是效),言君子可为人法效。笺谓君子所法效,非传义。昭七年左传:‘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此引诗亦谓君子可为人则效,传义所本也。”     

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

1《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写在文首的称之为序,置于文末的称之为赞,习惯统称论赞。这些论赞,就史论说,它是司马迁藉以抒发己见的一节文字,通过它,可以了解司马迁对历史人事的爱憎感情,是非态度,是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就;文学而言,这些论赞是司马迁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苦心力作,几乎字字珠玑,篇篇精美,是经久不衰、脍炙人口的古典散文佳品。所以,从唐宋刘知几、郑樵、倪思以后,尤     

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

安大简《仲尼曰》是一篇以修身为仁、谨言慎行、亲善任贤、求为君子为主题的孔子语录文献。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凸显孔子对古圣时贤及弟子的评价，为凝练主题，强调文本整齐性、简洁性，该篇应对来源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因此可以将《仲尼曰》看作是一篇围绕孔子言论进行的主题文献摘引，这也说明其成书时间不会太早。该篇内容多可与传世文献比照，对解决《论语》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论《左传》叙写郑庄公的倾向性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著作。《左传》表达作者倾向性的方式大致为两种:一是“举事而是非自见,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种方式可以叫作“皮里阳秋”;一是作者插入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或是借作品中某个主要人物之口说出来,或是引用当时比较有名望的如孔子等人的评论,有的则是作者借“君子曰”叙述出来。     

《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开国之君——王朝命运

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文章述论

在《左传》学史上,《左传》作为文章的属性长期被遮蔽。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进一步例证了《左传》作为文章的性质及价值,《左传》得以成为“文章之祖”,其文章性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左传》文章学发展史上,吕祖谦《左氏博议》不仅第一次以文章形式呈现《左传》,而且更是典型的时文教材,此与作为“教科书”性质的《春秋事语》一脉相承。正如帛书《春秋事语》内蕴“事”“理”,《左传》的“事”“理”成为《左传》文章学蔚为大观的基石。     

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续)--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二《聊城大学学报》2 0 0 2年第 6期所载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 <左传 >蓝本》一文 (以下简称《再论》) ,是对拙作《厌弃 <春秋 >尊 <左传 >》(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2年第 1期)的“驳议”。《再论》一再声称 ,她的“孔子所作非经而是传”说 ,是“由先秦以来全部典籍特别是《左传》本身证明的铁的事实 ,谁也否定不了”,而“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更是“充分具体客观的事实”,是“孔子《左传》蓝本的铁证 ,不容否定”。嚯 ,简直是板上钉钉 ,丝毫不可移易了。《再论》因此特地把“三十六”、“五十二”重说了一遍。可是通过《再论》的…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左传》“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叙事与解释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