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定刑立法的改进与完善——以明确性原则为视角

法定刑是立法者在为具体犯罪配置刑种和刑度时所采取的方式,采取不同的法定刑立法,不仅会影响分则条文明确与否,而且会对司法人员能否准确、适当地裁量刑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法定刑是刑法立法必须重视与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由于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与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无疑是我国法定刑立法的理想选择。为了彻底贯彻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立法模式,有必要对我国现行法定刑立法进行审视、批判和改进。     

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控制——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分析

从宪法学角度来判断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立体刑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比较法的研究,根据一般刑法理论,阐析法律明确性原则是刑法规范的形式正当性标准之一;从立体刑法学的立场来看,该原则也是宪法上衡量刑法合宪性的重要基准.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刑法明确性原则有其各自的理论和制度背景,通过对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规范依据和适用的步骤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法律技术和原理,以期为构建中国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提供镜鉴;运用交叉运用宪法和刑法的解释学原理,可以在宪法理论上证成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并对该原则在刑法领域的落实提供宪法理论基础.     

授权立法的授权明确性比较研究——以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实践为视角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作为人民意志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与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授权立法具有补充、细化法律的作用。从授权明确性的作用及符合权力分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法明确性原则,论述了授权明确性的正当性、必要性,并对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授权明确性”的嬗变进行了研究,可知已经扬弃一号明确性公式,而采用二号明确性公式,发展出可预见性公式、自行决定公式与方针公式等审查标准。最后提出我国立法机关亦应遵守授权明确性,对授权立法进行规制的建议。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本土化进路——以域外明确性判断标准考察为基础的展开

作为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明确性原则是现代刑法实现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域外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而衍生的明确性原则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下有其独特的运作程式与机能,不能直接作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明确性的内涵。基于对域外明确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及其实现刑法明确性路径的考察来思考明确性原则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本土化进路:在肯定并完善刑法有权解释的基础上构建以判例模式为范本的刑事司法审判规则指导制度。     

明确性原则——结合我国刑法文本的初步思考

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的一项派生原则,排斥并禁止弹性刑法,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罪刑法定之意旨,但不能将其绝对化与机械化。在中国语境下该原则不具有基于合宪性审查使弹性刑法条文无效的消极去除机能,但具有对模糊刑法文本与释法活动规真的积极指引功能。结合现行刑法文本分析,肯定弹性刑法之实然存在并在互动基础上建构明确性原则贯彻的进路与取向。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以不同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为视角

德日犯罪论体系自身的逻辑缺陷、英美犯罪论体系独特的刑事诉讼模式,以及这两种法系所具有的"定性不定量"的法律文化传统,都决定了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不可能被引进或作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改造的范本。立足于我国自身的法律体系,在正确理解我国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尤其是犯罪主观要件内涵的前提下,对我国犯罪论体系加以适当完善是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应有出路。     

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反避税规制——以“合理”一词为例

反避税规则是税法中理论与实务激烈碰撞,税法思维和实践最为活跃的部分。而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合理一词是我国反避税规则的点睛所在。看似简单的合理一词蕴含了丰富的税法基础理论,决定了反避税规则的法适用。合理一词在实然层面与税法解释密切相连,特别纳税调整规则之所以强调合理是由其调整利益的复杂和对立所决定的,合理一词的价值表征为调控、链接、规制和调试等作用。而在应然层面,合理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既是一个法解释的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关联税法中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分配与作用的过程。域外经验启示我国需要反思行政垄断式的概念具体化过程与反避税规制模式,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     

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缺陷刍议——以《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文章以《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为视角来谈论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缺陷.     

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认定的基本方法——以法律思维方式为视角

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是定罪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以法律思维方式为视角,探讨了构成要件实事认定的基本方法,认为在认定构成要件事实的过程中,应该从规范到事实、从形式到实质、从客观到主观、从类型到特殊,谨慎地认定案件事实。     

论行政处罚裁决时效制度--以"杜宝良案"为例

行政处罚裁决时效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发现行政违法行为后,须于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处罚的裁决,超过法定期限就不能再作出处罚决定的制度.“杜宝良案”充分揭示了在我国建立行政处罚裁决时效制度的必要性.它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限制行政主体的恣意和迟延作为而言,不可或缺,是程序及时原则的要求,它也是通过处罚程序使处罚结果获得普遍认同的必要条件.行政处罚裁决时效制度作为时效的一种,应包括法律事实、期限、法律后果三个部分.行政处罚裁决时效的期限应该根据不同的处罚程序分别设置,应由《行政处罚法》作出统一上限规定,并允许单行法律法规在其上限规定之下作出变通规定.裁决时效期限的起算点,应是行政主体发现违法行为之日,而不是立案之日,这样可以避免由于行政主体不及时立案,而实际上否定了裁决时效制度的作用.行政主体超过法定期限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完善——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难以梳清的模糊地带,而我国目前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又徘徊于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这直接导致了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产生尴尬。为此,可以类型化作为思维角度对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并提出避免此类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模糊的建议：行政处罚权收归司法、“责令”二字在行政立法中慎用。     

论空白刑法中补充规范的范围——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补充规范是空白刑法中用以指明具体犯罪中行为要件的参照,补充规范的形式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及规章制度。通过与罪刑法定原则民主性、法律专属性等特征的比较,上述补充规范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取决于行政任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定性——再问行政裁量概念的界定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属于行政裁量,直接影响到作为行政法"重镇"的行政裁量概念的建构与导控.分析显示,不确定法律概念内在的事实张力,否定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属于纯粹法律问题的设想.而对德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学说脉络的回顾,更透视出行政任务的变迁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分分合合的主导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行政法学应以我国政府当下面临的主要行政任务为切入点,选择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统一裁量理论".     

“民意”进入司法判决的基本依据——基于法哲学、法理学和司法解释视角

从哲学视角看,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制定法的滞后性和不完整性。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正是克服制定法此类病灶的重要途径。立法者通过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将民意引入司法判决,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从法理学视角看,立法者之所以设定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就是要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让法官依个案的具体情况引入民意,充实甚至变更制定法的内容。从价值补充的视角看,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的价值补充也与民意难以割舍。因此,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是民意进入司法的合法路径。     

我国侵权法功能的另一种解读——以法律规范为视角

法律的功能是在法律规范内在属性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内容的设计所体现出来的法律在调整社会现象时所具有的内在功用和效能.民事法律规范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双重性格.虽然侵权法的功能在其历史发展中迭经变迁,因时而异,因国而不同,但同样受法律规范自身属性的制约.基于《侵权责任法》具体规范的考察,作为裁判规范的侵权法具有保护民事权益的功能,作为行为规范的侵权法发挥着预防侵权行为的功能.     

经济分析方法在合理行政处罚中的运用--以处罚幅度和种类选择分析为核心

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决定实施行政处罚后对处罚种类和幅度的选择上,因为法律法规往往把怎样处罚留待行政主体自己裁量,同时又没有给出裁量的具体标准,因此导致实践中行政主体按照自己的喜好任意处罚的情况,这有违法治原则.针对这种情形,本文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量)进行分析,提出在处罚时应以效益为核心价值,为行政主体作出处罚时提供一个较客观的标准,从而使行政处罚减少任意性.     

检察责任体系的完善设想——以冤案防范为视角

从目前发生的多起冤案看,检察机关对事实、证据及程序的把关不严是不可忽略的消极因素。鉴于检察机关地位及权力的特殊性,强化其责任,确保其权力有效行使,是现有制度框架内可行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