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的确立——一种文学传媒的视角

文学传媒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探究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确立的过程与途径,以及一种文学思潮成长为文学主潮的生产机制。后期创造社通过对《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的精心运作实现了“方向转换”,进而确立了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坛中的地位。但后期创造社的文坛地位在青年读者群中得到确立,并没有在文坛内部得到认同,其单维突进、惟我独尊的战斗的文化姿态与文学观念,使其“革命文学”破坏多于建设,口号大于实践,其价值也必然大打折扣。     

对于早期創造社文学主張的几点理解

关于创造社文艺思想的发展,一般文学史或研究论文都以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为分界线,并以郭沫若的发表《<文艺论集>序》(1925年11月)和《革命与文学》(1926年5月)为创造社转向的一个明显标志,目前看来这样的意见较一致,分歧不大。至于对后期创造社的提倡革命文学运动的成就和偏差,也有较恰当的定评。问题在于对早期创造社的文艺思想和某些文学主张的探讨,有些文学史或论文在引用材料和具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文学”是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 ,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 ,就构成了文学史学。文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文学过程 ,尤其是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的学科。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学时代都为文学史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 ,只有明清以后 ,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 ,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 ,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 ,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创意写作:多元化时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的思考——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为核心的考察

应用性本科办学定位,对中文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程之文学史教学,如何转换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学术立场来看,文学史的权威性在多元化理论体系中不断被弱化和消解,文学史教学不断被文学教学所取代,读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从文学教学实践来看,写作成为文学教学最具有应用性的目的和任务,能够直接为社会输送应用性的人才。因此,把文学史教学转化为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径。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文化市场意识考析

创造社何以能够迅速异军突起于“五四”文学革新的时代呢？在诸多研究成果中以《创造》和《创造周报》为代表的前期创造社期刊是以往研究创造社的空自点,而这两份期刊编辑者的文化市场意识更是为人们所忽略。主要从对现代期刊文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五四”文坛权威的挑战、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突破和文化市场卖点的制造等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现代性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生产方式也从个体写作转向制度写作,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造的场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种体制力量,在其背后也隐藏着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重矛盾。目前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制度理论和现象都缺乏深入的探究,虽然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的制度问题,但却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因此,文学制度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理论话题。本刊现组织四篇关于文学制度的笔谈,分别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以期推动对该论题的深入讨论。     

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生产方式也从个体写作转向制度写作,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造的场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种体制力量,在其背后也隐藏着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重矛盾。目前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制度理论和现象都缺乏深入的探究,虽然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的制度问题,但却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因此,文学制度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理论话题。本刊现组织四篇关于文学制度的笔谈,分别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以期推动对该论题的深入讨论。     

文学存在的权力与制度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生产方式也从个体写作转向制度写作,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造的场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种体制力量,在其背后也隐藏着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重矛盾。目前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制度理论和现象都缺乏深入的探究,虽然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的制度问题,但却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因此,文学制度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理论话题。本刊现组织四篇关于文学制度的笔谈,分别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以期推动对该论题的深入讨论。     

工农兵文学服务途径论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工农兵文学,不但有明确的服务对象,而且有具体的服务途径,它彻底改变了其他文学旧有的做法：变个人写作为阶级写作;变灵感写作为意识写作;变个人掌控为机制保障;变口味逢迎为思想教育。这服务途径,充分表现出它的政治性和行政管制性,但又体现出它的历史合理性。而它的独特性,是由倡导者毛泽东独特的文学观所造成的,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政治中的文学,而不是文学中的文学。     

创作自由:文学制度的指归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生产方式也从个体写作转向制度写作,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造的场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种体制力量,在其背后也隐藏着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重矛盾。目前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制度理论和现象都缺乏深入的探究,虽然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的制度问题,但却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因此,文学制度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理论话题。本刊现组织四篇关于文学制度的笔谈,分别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以期推动对该论题的深入讨论。     

批判与反思后的流变和敛缩——“五四”文坛感伤情调的历史走向

“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以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为中心向整个文坛弥漫开来，并在风行一时之后，因其滥情倾向而受到新月派为主的批判；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则发展了一种浪漫的“革命感伤”，并最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批判而走向敛缩。创造社在时代感召下和深刻反思后也以积极态度告别个人感伤，走向了革命的欢呼。     

《新潮》的翻译文学

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多将眼光集中于《新青年》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上面,它们以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和理论开创并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新局面。但此期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上的翻译文学作品同样非常值得关注,他们不仅延续《新青年》,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更是在翻译的质量和选择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突破。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论《现代》的编辑策略与范式

1932年5月创刊的《现代》杂志,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提供了大型文学刊物成功办刊的范式,确立了在挣扎中求生存的“万华镜”的办刊方针,形成了供大多数文学嗜好者阅读的独特艺术品位,并在不断创新中形成新鲜活泼的独特风格。《现代》虽然仅仅生存了短短的三年,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却是有目共睹的。     

激情的变奏：创造社作家社团意识的历史轨迹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社经历了诸多变奏。其成员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博弈的结果是,创造社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规训,时代性的团体感情占据了个体的能动空间。创造社近十年发展变化中,个人浪漫主义最初创造了个体自觉的空间,当自我激情释放在同一方向的时候,以反对文学旧势力与栽植创造之花为使命,而个体生存空间与现实恶劣环境的冲突,也不失时机地造就了社员的协作意识;当革命思想蔓延开来的时候,个人主义理想被集体主义12号所淹没,个体激情最终让位给了集体感情。两者较量的结果,不是取决于个体与集体孰重孰轻,而是取决于个体激情的尺度与方向。     

创造社与康德美学

创造社主要成员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与康德美学有较深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此有所忽略,从而对一些关键性的命题产生误读的现象。创造社“自我表现”中的“自我”趋近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经验表象经悟性统一的“客观”或“对象意识”,包含有主客体双项内涵;文学“无用而有大用”源自《判断力批判》中“美的理想”的二律背反的正反命题,两者虽是矛盾,却可合题。这两个观点的提出,也标志着“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生与延展。     

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

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广泛热议的“新世纪文学”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学史断代范畴,还是一个观察和评价文学现象的视域概念,都存在以主观的定义、命名争议来代替和淹没客观据实的分析和概括的偏颇。这使得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体制形态、传播媒介和社会文化格局等方面经历急遽而深刻的系统结构性嬗变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遮蔽、忽视和低估,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文学市场的完善成熟、网络文学空间的高速拓展和文学人口的世代层累这三重条件,所带动产生的一系列全新的文学生态要素和发展动向。      

论文学创作中的想象

文学创作离不开想象,大多数文学作品是想象的物化。从想象的特征:情感性、形象性、创造性、主观性、自由性上来阐述想象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由于丰富的艺术想象,才使一些人们从习以为常的历史、社会、人性中获得了异常独特的审美发现。由于每个人的独特的想象力,才有了他人无法重复的生动独创性。如果文学创作没有想象,那么在创作中,最核心的艺术品性将会消失,艺术作品更可能趋向类同化。     

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

晚明时期,松江地区出现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社--几社,它除了聚集文士研习制艺举业之外,还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云间词派的生成和兴盛与几社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1)几社浓厚的诗酒唱酬风气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云间词派是几社的衍生物,而词派生成后又与几社形成一种互动关系.(2)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云间词派的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几社与云间词派有较长时间的重合存续期.几社为词人提供了一个赋词唱和、切劘词艺的最佳场合,为储备、培养词学人才提供了一个基地.云间词派对松江府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促进了江南环太湖一带词学的兴盛,从而为清词的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