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日本集团主义教育及与我国集体主义教育的比较

集团主义是日文章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它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集体主义作为中国人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一方面集体主义教育与集团主义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日本集团主义教育也为我国的集体主义教育提供借鉴.     

论16-18世纪日本西洋画风的社会文化背景

主要以耶稣会向东方传教为契机,西方绘画开始传入中日两国。东西方文明及其绘画的交汇,在中国和日本体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但除了外部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中日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和绘画界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形成有趣的对比。面对西方文化,日本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与中国不同的倾向,民众的思想和生活境况使他们倾向天主教,促成了天主教美术的兴盛；作为武家政权的中央政府能够折衷性地学习西方文化中于已有用的成分,促进了兰学的发展和绘画中科学的因素的运用；而以中间阶层为代表的武家文化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使得各种画派可以吸收西方近代绘画的写实主义因素。     

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生成及其影响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亚太地区主义史的重要转折点,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的行动在构想诞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研究意义。通过探讨构想理念的包容性、日澳外交的妥协以及与东盟各国反复交涉的三个要素,揭示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通过共同行动在亚太地区构建互信的过程。对深入理解当今亚太地区主义的发展困境及区域合作的趋势具有研究价值。     

17世纪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中的开放性

17世纪,中日在对外关系方面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史学界对这项政策具有的封闭性研究较多,却往往忽视了它所蕴涵的另一项特性--开放性。中国"闭关"政策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中外贸易,尤其是中日民间贸易屡禁不止,两国贸易往来事实上成为"公开的秘密"。日本"锁国"政策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德川幕府主动开放长崎一港,与外界进行交流。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所具有的开放性使中日文化交流的传统得以延续,并且使此期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文化性格特征

日本是一个具有双重矛盾性格特点的民族,这种矛盾性格的形成与日本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日本人的主要社会价值取向表现为集团主义。这种价值取向一方面使日本人产生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和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心,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人对权威的盲目顺从。等级序列意识是集团主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等级意识使日本人常常敏感于自己在集团中所处的位置,在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对上服从与对下傲慢的特性。在生活态度上,日本人倾向于对事物本身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只重视现在而不太拘泥于过去,表现出十足的现世主义色彩。上述这些特征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影响和制约日本民族特性的深层文化要素。     

日本人"沉默寡言"的文化背景

日本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沉默寡言”现象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表现出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强烈的"集团主义”思想,体现了日本人独特的语言心理、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意识.     

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

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特征,集团主义贯穿于日本社会。无论是战前财阀体制的形成,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文化与制度的剧烈冲突,还是战后财阀"复活"与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确立,在日本金字塔垄断资本结构发展延续的历程中,集团主义文化像一只无形的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启示中国在企业制度构建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处理好制度学习引进与本国文化兼容的问题,并根据环境变化努力突破文化的路径阻力,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中日语言文化对比--以汉字为例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字产生于中国,传入日本作为一种表记方法,记录了日本的历史,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国都使用汉字,但是汉字所产生的联想意义,两国的爱用语以及常见的四字成语都有所不同。     

试论中日近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主要不同点及其成因

中日两国近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主要差异是：（１）两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的过程不同，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先于我国，但日本女子在法律上获得与男子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经历了更长的过程；（２）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较中国而言更注重培养女子特长，其片面强调的结果使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较中国更具有贤妻良母主义色彩；（３）日本现代女子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中国快。同时，分析了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追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是交往密切的邻邦,两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两个民族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长达二千余年的交往中,除近百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破坏了两国历史上传统的正常关系外,基本上是友好的。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使我们预见未来,本文试图对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作一回顾思索。一明治维新以前的中日关系史,大致可以说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日本文化以中国     

自然主义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

欧洲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被先后引入中日两国后 ,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其差异主要表现在 :日本形成了自然主义文学思潮 ,中国则没有 ;日本以自然主义取代写实主义 ,中国试图用自然主义补充写实主义 ;对自然主义人性观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虽都偏重于个人的题材 ,但侧重点不一样     

对美国“不承认主义”的几点看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三个半月以后的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不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究竟是不承认,还是承认了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学术界对此很有争论,但“不承认主义”是否承认了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这一简单事实,却似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不承认主义”没有阻挡住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独占,它的失败是否就能证明这只是它对日本的妥协抑或绥靖;“不承认主义”是美国对中日两国的表态,那么,它对中国的意图又是什么?本文试图结合“不承认主义”和美国制订“不承认主义”的过程,对上述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不承认主义”承认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合理性”“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一个阶段,美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的行动。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美国逐渐对日不满,但它对日本的不满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不承认主义”并没承认日本的行为是对中国的侵略。     

18世纪末以前中日对西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

16世纪中叶以后至18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后形成的西方新世界观念在中日两国传播。中国被动地接受了部分新世界观念,但更多表现为排斥西方文化及其世界观念;日本主动地吸取新世界知识,形成兰学思潮,世界观念得到了更全面、更深刻的发展。中日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是两国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的重要表现,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两国历史不同的发展际遇埋下了伏笔。     

中日两国问候语中的文化差异

对中日两国问候语的惯用表现进行比较研究,分析问候语背后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可以揭示两者的差异。而这些有时明朗、有时微妙的异同之处,对于学习日语的中国人以及学习中文的日本人而言,都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通过对中日两国问候语,尤其以日语的问候表现为中心,探讨它们的表现结构、特征、意义,揭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中心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革.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发端,几乎同时走上了探索现代化之路.日本通过维新改革成长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中国却越来越被边缘化.中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日本奉行"和魂洋才"、"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是导致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从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均一性"(没个性)看日本人的行为准则

本文从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没个性"(均一性)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了日本人的种种表现,以期更好地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增进中日两国的友谊与交流.     

中日最新科技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

2006年,中日两国各自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由于经济发展步骤和科技体制的差异,所以两国最新科技创新政策在制订背景、政策目标、战略重点、政策环境以及特点等方面都存有诸多异同。日本的最新科技政策对中国有着较强的启示,这表现在:科技政策的制订应更加具体、有针对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产学官"的合作研究体制。     

中日文化交流桥梁的架设者——王统照与五城康雄

在“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推进侵略的岁月里,中国作家王统照同日本诗人五城康雄却在努力架设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的通信表现了中日两国文化人之间的真诚合作,也写下了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史上的珍贵一页。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