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狱侦耳目的终结

在侦押一体的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事实上赋予了看守所侦查的职能。看守所除了监管犯罪嫌疑人外,还要协助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侦查破案,开展深挖余罪活动,这致使看守所狱侦耳目日渐制度化,助长了刑讯逼供、牢头狱霸和超期羁押等问题的滋生,导致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使看守所部分失去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职责意识。因此,我们应当趁着制定《看守所法》这一历史性契机,明确宣布废除看守所狱侦耳目制度,并为彻底将其埋葬创设配置制度。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在侦查阶段的贯彻实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角度，设置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并通过条文将该机制设置成为一种动态性的常态机制，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监部门负责，监所可以提供建议，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侦监部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本篇试从几个角度探索完善该机制在侦查阶段的贯彻实施。     

我国侦查地域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地域管辖的规定付之阙如，相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高”的司法解释和公安部的程序操作规则之中。学界普遍认为，侦查地域管辖可以也应当通过审判地域管辖逆推而得，现有法律条文也同样秉持逆推的理念和做法。然而，这种逆推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予以反思并重构侦查地域管辖制度。侦查地域管辖制度的重构涉及效率导向、立法模式选择以及管辖连接点设置等多维面向。同时，对于侦查地域管辖制度重构可能引发的异地侦查成本提高、侦诉审衔接不畅及“择地而诉”等风险，需要运用侦查协作和侦查一体化等机制、强化侦诉审三方协调以及深化“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来加以化解。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论如何构建我国新型的检警关系模式

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建立在分工负责基础上的配合、制约关系,这种检警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体现了"参与"和"控制"的统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模式已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以致不能真正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等;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致使对侦查行为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纠正;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在质量上难以达到公诉的要求,案件的退查率上升,不诉率居高不下,诉讼效率低等等。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在不违背现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检警监督协作机制———侦捕诉协作机制,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中国侦查预审功能之实然反思与应然定位

侦审模式的嬗变均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侦查预审职能的科学定位,其中将“补充侦查”“深挖余罪”视为侦查预审功能是问题之根本所在。为发挥侦查预审在把控案件质量、引导侦查预审模式选择等方面的作用,有必要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检视当前侦查预审功能的落实现状和问题所在,科学界定侦查预审的应然功能,构建以保障侦查质量为根本,以监督、引导侦查为具体的功能体系;并祛除其“承继侦查”功能。     

侦查取证语言规范化研究——隐性不当取证语言与冤案防范

刑事冤案、错案的发生与隐性侦查取证语言的失范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实现了权力(利)关系的具象化,也导致了权力的恣意性。从讯问实践来看,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产生源自于公权力的膨胀和语言生成机制两方面。其主要体现为粗暴的话语打断、有罪预设、逆向同义改述、诱导性提问以及指令性言语行为等五个方面。为了预防我国冤案、错案的发生,我国侦查机关应当从语言学的技术架构和语用策略方面来规范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实践运用,从而为提升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增添助力。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侦诉关系比较研究

侦诉关系是刑事诉讼中一对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其准确定位对于优化审前程序构造具有重大意义.大陆法系的侦诉合一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诉分立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孰优孰劣.从发展趋势看,两大法系侦诉关系模式越来越趋于协调和接近.我国应当在坚持侦诉分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诉之间的合作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以切实提高侦查、起诉的效率,有效地保障人权.     

侦诉关系比较研究

侦诉关系是刑事诉讼中一对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其准确定位对于优化审前程序构造具有重大意义。大陆法系的侦诉合一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诉分立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孰优孰劣。从发展趋势看,两大法系侦诉关系模式越来越趋于协调和接近。我国应当在坚持侦诉分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诉之间的合作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以切实提高侦查、起诉的效率,有效地保障人权。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清代“顶凶”现象成因研究——以王树汶冤案为中心

“顶凶”是传统代刑行为的异化。王树汶冤案是清代一则典型的顶凶案例。从此例冤案来看，司法腐败不是清代“顶凶”行为泛滥的根源。官吏分途下对于吏的生存、发展权的漠视，对强盗案司法效率的过度要求，将政治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以及司法官与士人在报应理念下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共同导致了“顶凶”冤案的发生以及覆审翻案的艰难。尤其是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使顶凶行为具备了理论“正当性”,更是“顶凶”冤案长期存在的法文化根基，也因之成为冤案预防与纠正的难中之难。治理“顶凶”行为，预防与纠正冤案，必须在保障司法官吏的生存权、发展权基础上，尊重司法程序客观规律，协调法律正义与政治需求、社会道德标准的关系。     

云计算条件下我国网络侦查的困惑及出路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云计算条件下,出于打击犯罪需要,网络侦查也被大量应用到司法实践中。但因云计算条件下的网络侦查自身地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明文认可,侦查范围、方式欠缺法律法规明确指引,技术相对滞后,具体程序和监督救济机制缺乏,在当前还存在诸多困惑。文章认为要解决这些困惑出路主要包括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更新侦查取证技术并不断发展完善反侦查取证技术,设置监督救济机制及与“云服务”相应单位保持密切合作四个方面。     

以审判为中心视阈下的侦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改革部署,实现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厘清侦查与审判、侦查与起诉、起诉与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侦诉审关系的运行机理包括：正当程序是侦诉审权力运行的边界,逆向制约是侦诉审权力控制的方式,诉审分离是侦诉审权力实现的要求。侦诉关系是程序合作与业务引导;侦审关系是职能配合与结构制约;诉审关系是诉讼服务与权力分离。重塑以审判为中心侦诉审关系需要做到：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坚持统一证明标准及差异化证据标准、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完善相关刑事诉讼制度。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办案情况说明”的刑事证据资格研究

“办案情况说明”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且普遍使用的一种证据材料,但目前的法律文件和司法解释始终没予完全承认.立法上的长期缺位和理论界的重视不足,造成了部分学者对其误解和实务人员将其滥用的双重后果.一份形式合法、内容真实的“办案情况说明”足以符合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三性”要求,应当认定具备证据资格,在案件审理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办案情况说明”的运用上,应当恪守谦抑性原则,防止侦查机关滥用.     

我国侦诉关系模式之反思与重构

刑事诉讼中侦诉关系的模式是刑事诉讼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构建这一关系,对于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保持侦诉之间密切联系的同时,既能保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履行侦查的领导、监控职能,以准确、客观、公正地追诉犯罪,又能充分发挥警察从维护社会治安和控制犯罪的角度积极主动地进行侦查,以满足侦查效率的要求,是处理侦诉关系的关键所在。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反思与完善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体现出职权主义甚至是超职权主义的特征,极需改革和完善。通过对刑事侦查程序的内涵与性质的分析,揭示刑事侦查程序具有行政性与司法性的特征,从而反思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即司法性的缺失,尤其表现在法治化严重不足。因此应加强侦查程序的法治化建设,取消“法外侦查”,取消检察院侦查权、强化其侦查监督权,侦羁分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我国重大刑事冤案成因分析及应对策略——以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为视角

近些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刑事冤案,危害极大,比较典型的如赵作海杀人冤案、佘祥林杀妻冤案等.刑事冤案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现行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以应对重大刑事冤案的发生为出发点,我国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优化.只有建立了良好的法治观念与法治环境,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赵作海杀人冤案这样的人间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