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易论》中的为君为臣之道

“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李觏在其《易论》十三篇中,重点讨论了为君为臣之道。从为君之道出发,君王要提高自身的德行修养,保持谦恭、勤俭的作风,公心为民,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为臣之道出发,臣子要忠于君王,报效国家,秉承刚正无私的精神,不可谄媚趋利,谨防谗佞小人接近君王,安其本分,持守臣位。不论为君为臣,都当遵循“时势”,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时俱进。     

去圣乃得真孔子？

从孔子的生平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来看，孔子倡导仁学，为华夏开辟了一精神传统，孔门弟子、儒家学者即是从仁这一儒学核心概念出发尊奉孔子为圣人的。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选择通过出仕、得君行道来实现政治理想，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从“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角度尊奉孔子为圣人。孔子的“圣”有多重含义，如果“去圣”，只能去历代统治者尊奉的代表“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圣，作为民族精神信仰的孔子是不能被“去圣”的。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

在宋代杜学史上,王安石占有重要地位.他尊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中包括对杜甫君臣现的认同和传承.王安石和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秉持"君臣遇合"型的君臣观理想,主张以对人君缺失的指摘、竭尽臣责而"致君尧舜".杜甫还侧重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在两宋特定的时代务件下,杜甫君臣现中忠君的一面被片面放大并得到高度尊崇,王安石的主张特别是其以道事君等观点却屡遭曲解和非议.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日本天皇如何成为象征

天皇无力左右武士阶层，武士阶层却可以左右天皇，天皇只有安心为“神”放弃权力才能保自身安全。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即使在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学者们眼中，只要天皇失去为君之德，武士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天皇的权力。     

“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

颜之推的孝亲观在某些方面与先秦儒家思想家是一致的,但也在诸多方面异于后者。从孝德的养成看,先秦儒家认为是天经地义;颜之推则认为父母威严而慈爱是前提条件。从事亲的内容看,先秦儒家认为敬亲、顺亲更为重要,强调精神事亲;颜之推认为养亲最重要,强调物质事亲。从事君的内容看,先秦儒家重视以“心”忠君,颜之推更重视以“才”忠君。从事死的规定看,先秦儒家要求厚葬,并祭之以礼;颜之推反对厚葬之风,并认为不必拘束于繁琐的祭祀之礼。     

王安石早年的儒家政治理想

在王安石早年的政治理想中,他选择继承韩孟遗志,体现在他诗文中所阐发的“兴遗教,振儒道”的儒士情怀。在登第入仕后,他孜孜以进不断地迈向儒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向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建言中,不断申述“二帝三王之用心”,以求“国家太平”之治,这正是他早年欲为稷契的儒家担当情怀的自然逻辑。     

儒家政治秩序的性质与意义

儒家政治秩序的两个轴是“等级秩序”和“互惠性感应”。“等级秩序”是本能性维度,“互惠性感应”则是道德性的维度。要之,儒家试图在本能性的等级秩序上加以道德性的文德,由此确立“文德的等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对本能要素和道德要素的调和。儒家秩序在统治的领域表现为德治和礼治,德治指的是上层率先垂范,施行仁政,下层自愿感服。礼治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合理限制所有人的欲望,杜绝恣意竞争和冲突的根源,从而稳定社会。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儒家的主张,上层尽分,下层感服,人们便能相互和亲,享受幸福,这应是儒家秩序的旨归。现实政治中的问题通常在于上层,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未尽本分的情况,而儒家对此未能提供合适的对策。儒家只是反复强调君主的修己和臣下的谏言。罗马共和政治发明了“制约与平衡”的原理,对傲然自肆之君的制约有着重要的贡献。儒家却未能展现“制约傲然自肆之君的方法”,或者未能正确体现“被统治阶级制约统治阶级权力的构想”。概要之,儒家没有找到有效抵御“本能性”失控时的现实方案。儒家考虑的都是诸如训戒和谏言等道德性的方案。这种以“道德性”抵御“本能性”的方案是存在局限的。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李传书在《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儒家篇》中认为：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是儒家的治政原则。儒家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爱众”。在这个总纲领导指导下，儒家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认为君轻民...     

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孟子“民贵君轻”论与荀子“君舟民水”论的影响尤深,孟子主要从正面突出“民”之重要性,而荀子则以“民”的正负两面的意义警示君主应该善待民众、以民为本.两者相统一构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民本”不是“君本”,民本是治国之道不是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民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存在可以向民主转换的可能.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 文化探析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重民”思想和法家“一刑”思想发生发展的产物。它既是“庶民”“无奈”的政治诉求 ,也是封建君主所着力营造的氛围 ,其目的在于维护“君”的利益和统治 ,而非“庶民”的基本权利。“君”的例外以及各级官僚和贵族仿而效之 ,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可能真正得以贯彻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