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方法问题

当前展开的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争论,涉及许多原则问题。争论的开展,有助于问题的深入。仅就哲学史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哲学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同志们。一、关于哲学史工作的根本任务哲学史研究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一个严肃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是不是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性要求在执行着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史工作所提出的论史结合、古为今用的根本任务。     

研究孔子思想必须反对超阶级论

近几年来,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引起了哲学史工作者的讨论兴趣。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有关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原则问题。其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是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如何进一步贯彻阶级分析方法的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时代赋予哲学史工作者以新的政治任务。在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如何进一步全面正确地贯彻古为今用原则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了。如果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根本原     

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全面地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列宁虽然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充分肯定了他的系统思想。正是这样,我们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陶济同志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中,主张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探求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由于他夸大了哲学这一具体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单纯地理解为思想史或哲学史和逻辑范畴发展之间的一致,从而既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现实、和其它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忽视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层次关系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片面的、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不确之处,诚望陶济同志和其他同志赐教。     

如乘槎以穷河源——《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读后

<正> 六十年代初期,在教育部主持下,为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并由任继愈同志担任主编,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几位哲学史工作者参加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该书旨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些基本知识,受体例及课时的限制,不允许对某一方面的问题多所发挥;同时,观点也力求稳妥,对学术界争论大的问题亦尽量避免采入。为了适应中国哲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当写出一部能反映学术界目前认识水平,比二十年前出版的四卷本教科书更详尽、更完善的哲学史专著来。经过哲学史工作者的多年酝酿和深入探索,最近,由任继愈同志主编的(这一写作集体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关同志组成,也有外地高等院校的同志参与某一专题的讨论和写作)七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第一卷——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特点,是比较而言的。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有些什么特点?这个问题,经过哲学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多次讨论,在以下的几点上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中西哲学遵循着共同的规律,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阶级斗争制约着哲学发展,所以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哲学史上的斗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根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贯串于全部哲学史中。但是,在西方,高度发展的是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在中国,奴隶制并不象古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象近代欧美各国那样发展;它有时间特别长、发展最充分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到现代又较早地(相对世界各国而言)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一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就规定了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封建时代的哲学,与欧洲相比,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传统,而象西方近代的机械唯物论哲学,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这不等于已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穷尽了,本来还可以而且应该从不同角度来作比较、探索.以求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把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史的精华来看待,把哲学史了解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还有些什么特点呢?     

关于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林德宏同志在江苏省哲学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一种哲学理论,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系统的话,它就会不断同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也就会不断地遇到各种新的问题,并通过总结、概括来进一步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认识,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对各种现象都已给予了科学的说明,那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终极真理,那只是表明,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这种认识的产生,应该说是     

试析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思想,得到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工作者的一致拥护并已经成为我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自觉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领导方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存在着抽象化、普遍化、绝对化的理解,认为“不争论”就是什么问题都不能争论,以至于涉及到政治     

读匡亚明同志的《孔子评传》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对这位至今还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的生平、活动、业绩、影响、尤其是对他的思想,作出全面系统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从而,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那份丰富的珍贵历史遗产,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目标。     

学术动态

广东哲学学会成立广东 中国哲学史研究会 为了更好适应广东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广东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于1983年lG月21日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该研究会是广东哲学学会下属的一个研究会,同时又是全国中哲史学会在广东的一个分会。中山大学副校长、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刘嵘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上,通过民主协商,选举李锦全等五位同志组成研究会干事会,还初步研讨了明年的工作设想。(云)广东省召开第五次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 广东省第五次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日在广州召开。省委常…     

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近代哲学史与古代哲学史比较,有它自己的特点。对此我们有些不成熟的看法,现在提出来,求教于读者同志。 (一) 中国近代哲学史是围绕什么主线而展开的? 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八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其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题是西学和中学、或新学和旧学之     

也谈古为今用中的简单化

最近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論“古为今用”时說道:“所謂古为今用,也不能把它簡单化了。”乍一听来,这个意見是十分切中时弊的。近年来,学术界在探索古为今用問題上,确实有几种簡单化的理解和做法。大家比較熟知的一种簡单化,就是把古人現代化:拿馬克思主义的体系,硬挂到古人脖子下,說无产阶級科学中所有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在古人那里早就有了,等等。似乎这样一来,就算完滿地完成了“古为今用”的任务。其实,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古为今用”,倒是真真实实的“今为古用”。这种     

“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

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流行甚广、影响甚大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整个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应承认这种概括有一定理论依据,因而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某种解释力。但是,任何普遍性的概括都不免以遗漏和牺牲具体性和差别性为代价,如果把上述哲学史演化模式绝对化,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教条,那么就可能模糊哲学史的真实面貌,并遗漏重大的哲学问题。在本文,我们将通过对“认识论转向”的具体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并列为两个独立发展阶段的观念是不严格和不准确的,相反,在所谓“认识论转向”后面,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认识论”并没有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实现相对于本体论哲学的“根本转向”,而是与本体论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使用“认识论转向”来总结近代哲学并以之与“本体论”相区别时,我们应对这种概括的特定意义和理论有限性保持清醒的自觉,以免导致对复杂的思想史的简化和对重大哲学问题的误解。     

略论惠施哲学的阶级属性——与任继愈同志商榷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三七○年,卒于公元前三一八年)是战国时期的宋人,曾做过魏相。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惠施不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而且又是一个博学的哲学家。惠施的政治活动时间,正是奴隶制度基本灭亡,封建制度正在确立的时期。在这个历史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里,各个阶级的思想家都在为自己阶级的生存与发展寻求理论根据。因此,在研究惠施哲学的思想时,明确惠施哲学的阶级属性,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惠施哲学的阶级属性问题,现在看来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任继愈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说:“惠施的‘合同异’的理论,应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就会导出以下的结论:既然事物的性质不是不可改变的,那么社会制度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这在客观上有打击把旧制度神圣化和绝对化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一七四页)这就是说,在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书中,是肯定了惠施的“合同异”说在理论上是论证了事物的性质是可以改变的,因而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社会制度也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结论就是起到了“打击把旧制度神圣化和绝对化的作用。”这就把惠施的哲学看成是代     

发展生产力应抓好教育

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为所有的人所了解,即便是身居要位的领导同志也未必都理解。因此,在这次生产力标准讨论中,有必要把教育与生产力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课题进行探讨,从而全面理解生产力的内涵,重新认识教育的战略地位,深刻地了解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价值,自觉地把教育纳入党中央所指引的轨道上运行。     

从哲学史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我国学术界长期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种种原因,使这个学术理论问题搞成了政治问题,讨论的一方——杨献珍同志,遭受迫害。同时在理论上也造成了混乱,直到如今尚需要进一步澄清。现在陆续发表了杨献珍同志在当时写的文章,这就把讨论的问题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但是,到目前为止,讨论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仍然存在。为进一步展开讨论,我们拟从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私人语言：洛克与维特根斯坦

私人语言：洛克与维特根斯坦肖滨维持根斯但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对私人语言的否定，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语言哲学问题；有没有私人语言？私人语言观能否成立？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私人语言观的哲学家大有人在，其中洛克最为典型；而维特根斯...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

自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数代中国哲学家就共有一个理想,即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并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进而产生重大的世界影响。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现在需要做的更真实的工作是如何去寻求、建构、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找到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为此,无论是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还是要实现某种"创造性的转化",首先要有对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的主体自觉,更要有对研究者自身的主体自觉,而基于中国哲学自身特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也必然要求一种心灵的修养和实践。     

关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几个问题

从前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和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以来,在全国的主要报刊上,就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去年十月在安徽黄山又召开了关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专题讨论会。这个问题,对有些同志说来,还有一种历史造成的畏难情绪;但在有些同志看来,似乎觉得有点费解:要批判唯心主义,为什么还要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呢?显然,这些同志是把批判唯心主义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这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绝对对立起来了。其     

试探中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形态和特点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大抵经过三个阶段:开始人们认为中国近代没有象样的哲学家,因此,中国近代没有成体系的哲学,这种意见至今仍有少数人坚持;接着,有人认为中国近代也有哲学,不过其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一九八○年前后,有同志经过深入研究后,不仅指出中国近代有成体系的哲学,而且,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进化唯物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这个命题,是一个带有突破性的命题,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新飞跃。但这个问题要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尚须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进行具体的、充分的论证。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讨论会用了较多时间讨论这个课题。在讨论中肖万源、曾乐山、杨宪邦等同志,先后论证了进化唯物论。会后,肖万源和曾乐山同志进一步把他们的意见整理成文,今天我们发表在这里。肖万源同志不但根据自然科学和唯物论形态的辩证关系,论证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而且概括了进化唯物论的特点;曾乐山同志既具体论证了进化唯物论,又辩驳了一些流行性的误解。这两篇文章是几年来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们的发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开辟外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角度——读《哲学原理发展概述》

近年来,外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有新的见解和特色的专著、论文。由上海师院等六所师范院校中一些从事外国哲学史教学的同志编写,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原理发展概述》,就是其中颇具特色而引人注意的一本书。在以往外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有一种传统的方法,就是按照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几个方面来概括哲学派别和哲学家的思想。这种方法,固然有清楚明白的优点,但若把它作为一套固定的格式去剪裁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哲学思想.就会显得机械呆板,并且有可能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