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时空观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视角把自然时空和社会历史时空加以区分，超越了传统时空观对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同 质性理解，实现了马克思对时空观的创造性改造，形成了一种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时空观。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带一 路”建设持久发展、纵深推进，中国与各国之间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对各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凸显了马 克思社会时空观在现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时空观；“一带一路”     

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0—2020年东北3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法、Kernel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空间变差函数和障碍因子模型，对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间内，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从均值水平来看，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集中分布趋势不断加强，已经形成辽宁省东部、吉林省西部和黑龙江省东部三大集中分布区；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全局呈现空间正相关性，局部集聚区呈现“低低增，高高减，高低减，低高减”特征；从影响因素来看，空间结构性影响逐步增强，随机性影响逐步降低，整体空间差异在减少，但仍存在局部不平衡，绿色发展和科技支撑成为主要障碍因子。加强跨部门合作和协调、建立健全农业绿色发展和科技支撑的工作机制，是推动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联系网络及其协调发展空间效应研究

城市功能联系网络的空间外部性对解释区际互联互助、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产业联系下的城市功能网络结构及其协调发展空间效应：首先，根据城市产业分类及功能特性构建了城市功能结构体系；其次，基于产业联系角度，运用修正引力模型测算城市功能网络联系强度，并借助重尾分级法确定网络层级结构；再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空间分布结构、网络密度效率和网络边界效应三个层面剖析各类功能网络结构特征；最后，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市功能联系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全域内各类城市功能网络结构形态存在差异，流通和公共服务功能网络呈跳跃式交织联结分布，其余三类功能网络均呈“东密西疏”梯度化递减的网状分布；全域内各类功能联系网络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异性，上游以成渝双核引擎式联动发展，中游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三足鼎立式”轮轴辐射结构，下游呈“一核多中心式”扁平化结构；城市综合功能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产业联系的分功能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生产功能溢出效应最大，流通和公共服务...     

超大社区衍生的空间风险与治理逻辑——以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超大社区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空间形态上的生动例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风险挑战的特殊场域。基于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的实地研究发现,多方协作下的“快速城镇化”与“住房产权差异”凸显超大社区空间压缩型风险;权利分化下的“塔西佗陷阱”与“非对称权责”导致超大社区空间博弈型风险;社群分异下的“文化堕距”与“本体性危机”加剧超大社区空间区隔型风险。鉴于此,应当立足治理场景、治理方式与治理价值的新变化,化解超大社区衍生的多重空间风险,促使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成熟定型、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

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空主体“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     

基于三维空间的城市社区韧性治理——以W市D社区的经验为例

韧性是为了应对复合型灾害风险而产生的治理理念。由于灾害或风险往往都是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因此理解社区韧性治理对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社区视为由物理—社会—信息组成的三维空间，通过深入分析D社区应对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行动，识别基于三维空间的社区韧性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社区韧性治理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物理空间保证硬件水平”和“社会空间约束服务目标”使信息空间得以拓展，并为多元主体提供了新的合作治理空间；第二，以“党建引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三维空间耦合式协同发展是中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解析当今世界全球化：一种哲学思考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在社会时空压缩中重要影响力的显著显现，人们可以借助社会时空视阈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本质形成新的理解。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当代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以及“加速社会”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人们由此所面对的便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全球化时代。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巨变已使当今世界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它表明目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制于时空高度压缩的当今世界全球化框架体系。当今世界全球化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的压缩程度越高，“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就会越迅猛。     

时空视角下的现代社会状况

时间和空间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是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因此,时间和空间成为透视现代社会的窗口:对劳动时间的占有和调配与对空间的生产是现代社会生产的逻辑;对时间和空间的规划与开发体现现代社会管理的逻辑;空间分层与现代社会阶层分化二位一体;以时间消灭空间与空间不平衡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囚禁与时空压缩是现代人的时空体验。     

时间·空间·金钱——时空压缩视阈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戴维·哈维认为时空压缩表现为时间的空间化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而造成时空压缩的根本原因在于金钱和资本的积累。利用时空压缩理论可以有效地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时间、空间和金钱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时间、空间和金钱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方面,对于时间的控制和对于空间的控制是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对金钱的控制不仅可以转变为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还能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来操控人物的命运。     

传统与现代之间

在农村社区，到处可以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特别是日益渗透的全球化技术，如手机、互联网及卫星电视等。全球化技术促进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重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风貌，加深和加速了全球化过程，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工作方式，也影响了人们的每日生活方式。同时，农村社区传统的规则、资源以及文化和生活形式也无时不在维系着农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是社区行动者构建每日生活世界和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     

当代社会风险源：特征辨识与类型分析

社会风险源意即社会风险的来源。人类社会中一切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都是社会风险的来源。社会风险源具有客观性、依附性、渐显性、多样性、隐患性和可控性等多种特征。社会风险源的类型很多．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构成来看，可分为自然风险源、人口风险源、信息风险源、制度风险源；从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构成来看，可分为政治风险源、经济风险源、文教风险源、科技风险源；从社会风险源的显隐性状态来看，可分显在风险源、准在风险源、潜在风险源、突生风险源；从社会风险源的社区空间分布来看，可分为城市风险源、农村风险源等。     

汉语“时间空间化”的生成与建构

汉语空间特质的研究需要加入时间的维度。它并非没有时间，而是将时间“空间化”了，呈现出汉语“时间空间化”的特质：从“象”的角度看，汉语“时间空间化”表现为孕育性时刻的象的建构；从“意”的角度看，它表现为空间并置的隐喻诗性空间；从“情”的角度看，它是“现在时”的当下感和超越感。汉语的“时间空间化”与古代诗学形成了逻辑清晰的因果关系。这使得汉语本身天然就具有诗性和艺术性，也是古代诗学能够独步世界文学史的重要原因。     

空间嵌入视角下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新疆塔城哈尔墩社区的个案

文章基于新疆塔城哈尔墩社区的田野调查,从空间嵌入的视角对该民族互嵌型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即社区的生命史进行描述和分析。调查发现,该社区的生命史反映了清末以来各民族人口向塔城迁移汇聚的历史进程,是塔城各民族由“小聚居”逐渐走向“嵌入”历程的一个缩影。文章认为,应加强对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当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调查和研究,以空间嵌入为“起手棋”,关照社区生命史与族群生活史的互构,并将社区的小历史嵌入于整体社会的大历史中,进而从“国家—区域—地方”三个维度的互动中对这类社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解释。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以G省S社区为个案

以G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S社区为个案，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权”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南京市A社区政府购买项目为例，从嵌入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通过“政治—行政—专业”三维路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并呈现出“浅层、深层、逆向、有机”的曲线型嵌入过程。在浅层嵌入阶段，主要通过前期摸排、活动策划和需求调研等方式，赢得社区信任并建立初步关系；在深层嵌入阶段，重点通过专业知识运用、党建品牌融合、服务平台搭建等方式，促进机构与社区关系向深层次发展；在逆向嵌入阶段，由于“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主辅关系的不断摩擦，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表演性”和“迎合性”的脱嵌问题；在有机嵌入阶段，通过成立机构党支部、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发挥专业服务等方式，逐步呈现出互信互利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治理从“嵌入性发展”走向“融合性发展”，可进一步在“政治—行政—专业”三大维度强化关联与融合。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与动态演进

采用SBM超效率模型测算出2012-2018年28个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通过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法及马尔科夫状态转移矩阵等方法，从全国与区域两个视角、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探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与动态演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整体效率较低，东部沿海地带创新效率最高，中部地带次之，西部地带最低；区位分布呈现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重心朝西南方向移动；创新效率极化程度持续下降，两极分化程度逐渐降低；邻域空间滞后类型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效率不同水平层次之间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     

新时代社区教育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超越

在城市空间中，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难题与优化社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方案。历史地看，转型期社会时空压缩的复杂境遇呼唤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同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在追求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的共通性，亦为二者的互融互进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迈向交集的现实中，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掣肘，诱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陷入了定位不清、场域分离、机制模糊裹挟下的困境，致使社区教育优势难以涵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基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事实，需要从厘清目标结构、识别内生动力、优化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建设，进而推进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     

公民社会与中国德育发展

中国现代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出现。公民社会是与传统的“臣民社会”不同的社会，这给德育提出了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发展的要求。德育功能将在坚持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同时趋向于强化育人、协调和发展等功能；同时将形成并推崇“主体—发展性”德育，这是中国现代德育发展的必然趋向。     

论中国社区发展与建设

中国社区可分为传统社区——单位和非传统社区——街道办事处管辖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 ,城市社区旧有的社会整合模式面临挑战 ,多元契约性社区逐渐形成。“大社会 ,小政府”是社会现代化运行的基本特征。“单位”已属于经济范畴 ,而落实社会职能的基本载体是社区。中国社区化发展与建设有其社区化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新思路 新机制

白下区是江苏南京市中心城区,依据地缘性、功能性、单位性、混合性的标准,将全区126个居委会所辖区域调整为64个社区居委会。根据层次简洁、职能明确、议行分开的原则,在64个社区分别成立了“社区代表大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形成了“领导层”、“决策议事层”和“执行层”。新的社区组织体系,淡化了行政色彩,突出了民主自治意识,在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上都发生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