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边塞诗的语言风格

本文从语言基调、色彩、气势、节奏四方面论述了新边塞诗的语言风格     

“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

＂边塞新诗＂、＂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歌＂相互混淆,泛化且淡化了重点和特征,使得读者和作者都难以认知把握＂新边塞诗＂;宏观视角、＂大我胸襟＂的主流性或意识形态性,也使得＂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     

晚唐边塞诗坛的盛唐余响--论马戴边塞诗

作为晚唐诗人,马戴的边塞诗难免末世的衰瑟和哀伤之气。但总体而言,其作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低吟着疲于戍边的伤心小调,另方面又常高扬边塞建功高歌,满怀激情地大笔勾勒唐军将士奋勇杀敌,刚健豪壮的战斗和生活场面,以平和的心态和羡慕的神情,由衷地赞美胡人的尚武精神,在晚唐边塞诗坛上,最后一次奏响了盛唐气象的洪钟余响,这既是唐代盛世情怀的回光返照,也是唐代边塞诗中英雄主义的绝唱。     

一支深情的长箫——论新边塞诗婉约派代表诗人李瑜的诗歌

在新边塞诗的代表诗人中,李瑜在诗风上既与杨牧的热情、旷达、豪放和章德益的恢宏、奇幻、瑰丽不同,也与周涛的雄浑、潇洒、悲壮有着显著的区别。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李瑜形成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语言特征,甚至选择了特殊的诗体形式,成为新边塞"婉约派"的一个典型代表诗人。     

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体验——杨牧的新边塞诗片论

作为新边塞诗人代表之一的杨牧,其诗歌在吟诵西部独特的自然山水时,也反映了诗人"苦难与新生"的经历及对"故乡与异土"的双重羁恋,有着时空、文化心理的冲突与纠缠。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从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再到文化范式的演变打开了对新历史主义精神的理解空间。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渊源和当代文学史对新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旨归遥相呼应。在这一互动中,当代文学史完成了对自我书写的确认,尽管这种确认仍处于否定未完成的状态。     

论“新边塞诗”的在地性

新边塞诗的创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迁居新疆的外乡人,以垦荒劳动为核心的在地体验塑造了他们的地方认同,这也就是新边塞诗在地性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进军主流诗坛的压力迫使诗人发掘边地的“中心感”,于在地性和全国性之间求取平衡。同时,他们对新疆的在地认同中潜藏着对故乡的怀想,在诗歌中表现为故乡—异乡的复调。新边塞诗在地性所内含的双重矛盾,映现了新中国一代进疆知识分子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履痕。     

论王维的边塞诗

本文论述王维的边塞诗出现较早，真实反映了盛唐人昂扬的精神风貌和强大的自信心。在他之后，岑参等人进一步创作出大量诗篇，形成边塞诗派。王维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者。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方位

"世界历史"是贯穿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重要思想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精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和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四个维度展现了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全新的历史方位下,进一步深化对我国发展阶段认识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动力、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不断创新。     

论李白的边塞诗

本文认为，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创作了优秀的边塞诗歌。     

岑参边塞诗浅析

长于写感觉印象和好奇个性的岑参,将大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风物人情与军旅的悲壮与豪迈,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大气盘旋,奇情逸发,表现了他乐观开朗,充满了昂扬进取精神.     

论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

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评判是现代文学发展中始终引起各种争论的话题。从整体的、宏观的、纵贯的角度分析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求新反叛的革新精神,面向现实的社会意识,新旧对立而独尊新诗,诗体解放的自由精神和中西互构的现代追求。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与新诗教育问题

长期以来,大学课堂里的新诗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教师素养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本身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写作之中,有必要加大诗歌叙述篇幅,接入更多新现象和热点问题的信息;同时,增加文学教育的维度,适度强化对于新诗审美内涵的发掘。     

新诗“进步”的文学史呈现

作为"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的文学史呈现以"进步"为基本逻辑展开。受知识、视野、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同史家对新诗发展描述相互影响和借鉴,从而使新诗表现出叙述的类同性,当然也不尽相同。进步成为新诗叙述的逻辑前提,同样体现在文学史评价方面,评价的"进化焦虑"说明"进化"本身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公共话语。建立在个人感性认知基础上的新诗微观史还原了"进步"话语面临的困境,证明新诗史是叙事学编码的想象结果。     

高适、岑参边塞诗诗风异同论

该文主要就高适、岑参边塞诗诗风的异同进行了分析 ,并探索产生他们诗风相异的原因     

古代边塞诗“辽阳”意象与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边塞诗中的"辽阳"意象反映了古代诗人在民族矛盾、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等问题上的意识与感受。其具体寓意呈现了既稳定又多变,既有地理原色和实指性,又有艺术符号和象征性的特色。"辽阳"意象反映古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渴求。在壮志难酬时的蹉跎蹭蹬,在民族冲突尖锐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对不合理的征戍制度以及统治者好大喜功、肆意开发边疆的有力抨击;给予普通民众以人道关怀,体现了地理之"象"与民族之"情"的完美结合。     

论早期新诗的“弑父”情结

与"旧诗"所代表的传统决裂,是早期"新诗"争取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策略."新诗"提倡者通过对"弑父"情结的刻意渲染,从存在的合法性上根本否定"旧诗","新诗"的提倡者反对"旧诗"的态度几乎是无条件的一致等途径,彻底清除"旧诗"各方面的影响,从而使"新诗"顺利地获得话语主导权.     

新时期文学批评主体的重新定位

伴随时代的发展,文学批评家的角色由权力意志"代言者"的角色向"阐释者"的角色转换;而批评主体的批评态度则由被动的接受向主动追求语言新奇的方向转变;批评视角则由原来单一的"政治批评"视角向"多元化"的文化批评视角转换。在此基础之上,批评家不得不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以期跟上变化了的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实践,促进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从边塞诗到边塞画——对新疆山水画创作的探讨

自唐代产生边塞诗歌以来,一直到清代,边塞诗人辈出,但没有产生边塞画家。作者从边塞诗中受到启发,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探索边塞画,对表现技法进行创新,由此拓宽了中国山水画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