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孕妇不救而亡谁之过——兼谈知情同意权的制度缺陷

文章以知情同意法律制度为视角讨论了“丈夫拒签手术单妻儿双亡”案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从道德上讲，医院应当以救死扶伤为最高职责，其“明哲保生”的做法欠妥。但在法律层面上他们无过错可言。患者的丈夫最可能也最易于避免悲剧的发生，在个案中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制度层面而言，当前知情同意制度中的若干不足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患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以医疗知情同意权为视角

医疗知情同意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详细地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56条中。医疗知情同意无非就是医院讲清楚其是如何治疗、怎样用药以及手术过程中存在哪些可以预知的风险,本是尊重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疗知情同意制度被认为是医生推卸责任的"保护伞"。减少知情同意环节引发的纠纷,充分发挥医疗知情同意制度的作用,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离不开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     

政府数据开放背景下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的行政法架构

政府数据开放的趋势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权是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是政府数据开放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知情同意权最早起源于医疗领域,是医学界保护接受测试者的基本规范,这一规范从医学伦理转化而来,最终在法律中得到确认。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要求任何主体在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时应当如实、全面地告知当事人具体情况,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方可对信息进行处理,包含具体同意和概括同意。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在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表现为: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知情同意权更多地表现为知情权,个人信息泄露影响巨大。同时应当构建如下规则:知情同意不能构成责任免除;概括同意和具体同意并行;剔除具有可识别性的信息,且不能恢复;制定大数据使用规范,避免出现大数据歧视。     

正确认识患者知情同意权——“母子双亡悲剧”引发的法律思考

“丈夫拒绝签字,产妇母子双亡”事件,在目前引发的社会争论中,可以看出多方面的问题,但其焦点问题仍然在法律层面。正确认识患者知情同意权,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与相关规范是杜绝此类事件的根本。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规制——“丈夫拒签字致妻儿死亡事件”法律视角的审视

"丈夫拒签字致妻儿死亡事件"暴露出患者知情同意权之代理行使法律规制的缺陷与不足。完善法律制度与相关规范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根本。     

论智能网联汽车终端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困境及其出路

终端数据作为驱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核心资源,引发了终端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诸多问题。细究现行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处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具体的规范指引缺位、信息处理的核心制度即知情同意规则难以适应、数据加密技术评估标准未确立等问题直接导致其在实践中面临监控用户行为、用户信任缺失和存在博弈侵权可能等困境。文章认为立足相关的法律与实践,以利益平衡与激励促进合作的思路,应当在量化隐私损失和服务质量之间权衡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基于场景的动态知情同意+经济激励的信息收集模式以促成双方形成新的合作,提出现行法律制度的应然设计,以期为确保车主隐私及个人信息安全、加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稳步发展提供智识助力。     

亲子鉴定中的知情同意

亲子鉴定中的知情同意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它首先应当是个伦理问题.本文拟从亲子鉴定中的这一伦理问题着手,追溯知情同意的概念及其伦理依据,进而对知情同意这一伦理原则进行伦理辩护.     

浅议我国人体试验知情同意之立法完善

知情同意是人体试验的关键问题,对于受试者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规范人体试验时,对知情同意有相关规定,但存在一定的缺失和不足。通过研究认为,在研究者告知义务方面,对于研究者的说明事项规范有待改进。在受试者同意方面,将行为能力制度运用于受试者的同意能力不适当,有建立“医事上同意能力制度”的必要,且受试者的同意能力应当依据个案判断。知情同意实践中,弱势群体之一孕妇参与人体试验在我国存在立法缺失,应予以补充和完善。     

人脸识别信息收集与使用过程中知情同意原则的修正

人脸信息是大数据背景下蕴含发展红利的潜力资源。经由人像采集技术收集而成的人脸面部特征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的范畴,在信息收集、共享、传输、分析和存储方面应当设定比个人一般信息更高的保护门槛。现行法律框架构建了以知情同意原则为基石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但该原则的适用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中局限于形式上的同意,或由于地位的不对等、技术非对称性而被掏空同意内核。鉴于此,必须在坚守知情同意原则首要正当性来源的前提下根据人脸信息的特征对其进行局部修正,保障知情基础,建立标准化的司法风险评估制度,严格限制人脸信息的社会控制,增加特殊删除请求权,扩展数据安全的公益诉讼内容,以回应大数据时代公民信息流动和保护的正当需求。     

基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事先知情同意探析

对抗发达国家的生物剽窃行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生物遗传资源主权,应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事先知情同意是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程序。《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事先知情同意的国际立法,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应充分借鉴印度、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完善国内的相关立法。事先知情同意包括"事先"、"知情"、"同意"三个构成要素。"事先"作为事先知情同意的时间要素,明确作为申请者向所有者或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及谈判的最后期限。"知情"包括实体与程序上的要求。"同意"为核心要素,是相关授权者以法定的形式和方式对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所提出的申请及拟定的相关计划进行审查并作出明确的意见。     

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企业数据活动确实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功用.个人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原则,不宜追求形式上的绝对化,而应转向更加具体的实质化,以期在真正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也鼓励企业更加积极而有效地开展数据活动.一方面,数据活动应获得用户清晰和明确的同意,即使个人一般信息亦然;信息主体的同意应当符合可期待性要求.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与数据活动的平衡,应当为数据活动提供必要法律豁免.立法应规定,企业数据活动的正当基础应不限于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入个人信息匿名化可以获得知情同意豁免的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在有效开发数据和保护个人信息上齐头并进.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2021年8月20日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围绕其具体构建个人信息处理制度.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不仅包括知情同意,还可涵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敏感个人信息一经泄露或非法使用即会产生侵害权利的高度风险,其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应在解释论上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制度,构建知情同意的动态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确立"原则禁止、法定允许"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从而奠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2021年8月20日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围绕其具体构建个人信息处理制度.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不仅包括知情同意,还可涵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敏感个人信息一经泄露或非法使用即会产生侵害权利的高度风险,其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应在解释论上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制度,构建知情同意的动态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确立"原则禁止、法定允许"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从而奠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数据治理的行为法经济学转向：助推理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

虽然以“知情—同意”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下来,但“知情—同意”制度的实践效果一直备受非议,由此引发了对整个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效性的质疑。“知情—同意”设计的最初目的是为人们的理性选择提供制度保障,但在现实的数据协商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由此引发了对传统法律经济学视野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困境的思考。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可以对人们在数据协商中的非理性选择作出合理解释,结论是选择框架的变化使人们偏离了最佳选择。对此,可以利用助推手段,通过优化选择框架的方式促使人们作出最佳选择。建议在中国的数据治理中融入助推理念,通过增加默认数据设置规定、禁止不合理助推、构建数据隐私标准评价体系等措施促进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论中国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规则

知情同意规则起源于美国法,后来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中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确立了这一规则,《侵权责任法》在总结既有立法经验和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发展完善。知情同意规则,应当包括两项要素,即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也称说明义务）、患者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医务人员违反知情同意规则承担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其所保护的权益包括受害人的隐私权（即自主决定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符合责任构成要件时,医务人员要对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要依据雇主责任制度对患者承担责任。     

形式与质料：知情同意的两个向度 ——兼谈知情同意形式主义

形式与质料是生命伦理学知情同意原则存在的基本向度.普遍性的程序是知情同意形式层面的表现,行善的道德承诺是知情同意质料价值的彰显.在生命伦理实践中,知情同意出现了形式与质料的断裂:一方面,强调知情的形式或同意的程序性催生知情同意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强调知情同意的行善价值导致质料对形式的抛弃.只有完整地把握知情同意的合理内核,才能修复其质料与形式的割裂现象,进而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     

论AID知情同意书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法律效力

AID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不育症夫妇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AID 子女亲子关系认定尤其突出。明确AID子女与相关当事人的亲子关系，对保护AID子女利益至为重要。根据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裁判，知情同意原则在认定AID子女亲子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由于法律缺失，仅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作为AID子女亲子关系的认定依据是不够的。建议以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指导思想，在未来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提升知情同意书在AID子女亲子关系中的地位，将AID知情同意书作为认定生母之夫为AID子女法律父亲的事实依据。     

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疫情信息的公开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但频发的隐私泄露事件也暴露了疫情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之间的问题。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范围已经被扩大化,为公益目的个人应当接受对其隐私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是合法、适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保护面临着知情同意规则失灵、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利益相冲突、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相冲突等困境。为保护个人隐私,必须严格规制疫情信息披露行为,首先要遵循相关法律原则保证其合法性,其次要保障公众的知情、同意和监督权保证其透明化,最后必须严格落实隐私侵权责任制度,严守隐私保护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     

草地产权制度变革与草地退化关联性分析——基于对新疆传统牧区的调查

许多学者都认为草地退化的制度原因在于“公地悲剧”,逻辑的自然结果是应进一步推进以私人产权为指向的制度改革与设计.本文认为目前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不存在发生“公地悲剧”的前提条件,草地资源所有者行为错位是导致产权制度作用有限并引起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     

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分离研究

医疗实践中,医方往往以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来对患者同意能力进行评估,此种将民事行为能力与同意能力混同的作法应当受到质疑。事实上,患者对于特定医疗服务之同意行为并非属于民事行为,且其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更不能划上等号。将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区别开来,不但有利于医疗领域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的完善,更可使患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