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东三省政策之演变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东三省政策大致分为革命爆发后的混乱时期、拉拢赵尔巽、张作霖时期以及蓝天蔚北伐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混乱、对辛亥革命所导致的政体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对比缺乏正确判断,以及列强对日本的掣肘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作为二流帝国主义强国的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对东三省的政策呈现出落后时势与手段拙劣等特征,因而注定了其不可避免的被动格局。     

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以路治边”政策研究

[主持人语]　　“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 2卷,第1 82页)。可是清末民初俄日列强在东北修筑的铁路,却是列强掠夺东北资源的“总结”,是列强对华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与瓜分中国东北的显著标志。早在清朝末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就认识到,因为铁路“东三省的命脉已悬于日、俄两国之手”。于是,他主张建筑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以削弱日、俄对东北的控制。但在列强的反对下,计划落空。此后虽经不断努力,中国自…     

19世纪末美国迅速崛起前后的对英政策及其影响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虽然也曾卷入战争，但更多的是回避与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冲突，而采取灵活的对英政策，实行同英国和解与合作的方法获得自己的国际影响，最终成为世界大国。     

杨儒与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沙俄趁机派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01年1月,清政府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进行交收东三省的谈判。谈判从1月4日开始,到4月6日告一段落,历时三个月,共分三个阶段。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杨儒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沙俄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机智勇敢的斗争,使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最终没有得逞,为中国收回东三省做出了贡献。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1841—192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早期改良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生于鸦片战争后一年,在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统治者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大压力和节节进逼之下,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特别是1851年的太平军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封建统治根基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采取投降和勾结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经济上,自然经济的解体,近代工业的产生,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都使社会上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种情况加在一起,就使中国社会的阶     

徐世昌与清末东北文化教育改革

徐世昌在东三省任总督时,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采取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东三省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促进了东三省教育的近代化。     

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的国际环境

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由来已久。但是 ,在 19世纪 70年代之前 ,日本的行动受到中国、俄国乃至后来其他西方列强的制约。 19世纪 70年代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地区性的矛盾已不是孤立现象 ,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远东的局势。由于德国的崛起 ,改变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格局和列强的对远东政策。美国对远东政策也受到了这一变化的影响。另外 ,中国日益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所以 ,在远东逐渐形成了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环境。日本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有利国际环境 ,勾结西方列强 ,一步步实现了其吞并朝鲜的野心。     

论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得以推行的因素

“合作政策”是由美国倡导,美、英、法、俄公使共同推行的列强联合对华政策。19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中国,列强要求保持在华的均势。这些因素使合作政策得以正常运行。由于合作政策的推行,使列强取得了在华的特殊利益,它对近代中外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列强对华中立政策研究

站在革命党立场上认为列强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貌似"中立",实则是赤裸裸的镇压或暗中破坏的观点未免失之简单。在1911～1912年中国发生政权鼎革之际,列强一改过去直接干涉的做法,实行包括金融中立和外交中立的政策,并制止个别国家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导致列强实行中立政策的关键因素是革命党实行保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的对外政策和英国坚持中立态度。中立政策的推行,对中国革命来说既有弊又有利,促使南北双方达成妥协而共赢。     

吴大澂在吉林

吴大(氵山王攵)溅(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授编修。后曾任陕甘学政、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职。在任期间,曾两次受命来吉林办理防务和会勘边界,对加强吉林边防、开发祖国边疆以及收回被沙俄蚕食的国土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一、“移民实边”,开发边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了对我东三省的经济、文化侵略,尤其沙俄利用与东三省毗连的自然条件,不断蚕     

满洲窗：中西文化融合的岭南传统建筑装饰元素

“满洲窗”是广东民间在清朝中后期至抗日战争前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直至岭南的一些私家园林、民居及商住类建筑中比较常见的建筑装饰花窗的俗称.与常说的岭南传统建筑装饰元素三雕（木、砖、石）两塑（灰塑、陶塑）相比,“满洲窗”和两塑更加专属岭南.“满洲窗”的形成、发展其实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广州、岭南乃至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传统建筑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及变革的过程.     

基督教与日本的锁国

长期以来,耶稣会支配着日本的对外贸易,在贸易中获得的暴利是日本传教经费的主要来源和保障。传教造成日本大量基督教徒的出现。当时日本的政权都意识到集传教、贸易于一体的耶稣会对统治的危害,视基督教为“邪法”、“大祸之萌芽”、“后世之大患”,故先后发布多道法令宣布禁教锁国,试图躲避外来思想的入侵。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黄祸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实际上是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及瓜分中国而推行的一种"合纵联横"式的外交策略.列强鼓吹这一谬论的目的,或想缓解彼此关系,或想挑拨敌对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敌对国国际环境.为此,列强在"妖魔化"中国为"黄祸"的同时,甚至也相互攻击对方为"黄祸".     

出口退税对生产型企业集团经济效益的影响分析

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的财务利益,认真研究、科学运用现行出口退税政策,选择有效的出口货物组织、核算方式,对于出口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意义重大。通过比较集团公司出口货物后实行统一核算和出口货物后单独核算两种不同的出口核算形式,依据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分析生产型企业两种出口组织和核算形式对集团公司财务利益的影响,为生产型企业如何选择出口货物组织、核算方式,提高退税效益提供依据。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外贸战略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被作为促进出口的政策性工具,这造成出口企业过于依赖汇率而疏于产品质量.从人民币向可自由兑换货币发展的目标来看,汇率制度必须逐步改革.汇率制度的改革将使汇率水平由市场决定的程度越来越大,汇率不可能成为长期促进出口的政策性工具,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只能依靠企业的内在实力.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内在实力,不仅要利用传统优势,更要注重后天优势的培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要看到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获得性,选择具有前瞻性的动态比较优势对外贸易战略,使我国持续不断地拥有在外贸中能赖以获利的比较优势基础.     

论邓小平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分析判断 ,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始终把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对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分析、阐述 ,坚持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把经济建设当作是我国最大、最高的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国与强国之路 ,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统一 ,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利益思想。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高职英语听说能力培养教学的误区与对策

人才市场对高职英语听说能力的要求逐渐提高。如何在较短的时间里,保证高职英语涉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性,首先正视目前高职学生的英语基础现状,采用合理的教学策略,走出误区。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的对外态度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是落后、守旧与极端排外的,他们的极端排外行为归根结底是受列强步步紧逼的侵略行为所激发的,他们的外交观中也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     

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从中国和平发展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谈起

在国际贸易领域,存在着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两种力量,中国和平发展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两种力量发生冲突的具体表现。贸易自由化作为改善和变革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强调贸易利益机会均等,但其非均衡的发展态势,使得国家实行更为严格的对外贸易管制措施甚至贸易保护主义,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中国家间固有的利益冲突,并严重影响到贸易自由化的健康进程。贸易自由化向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渗透和扩张,要求对贸易自由化的利益评价更为客观、公正和透明,要求国家获得利益的途径更为民主化、合理化和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