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先生墨迹》、《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

由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进步的爱国运动。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民族觉醒中的重要一环。 为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和康有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及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修订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整理编辑了《康有为先生墨迹》,这两部书最近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州书画社出版,为从事康梁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现将该两部书的概况简介如下: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1986年12月6日至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共同发起的“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江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五十多名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二十多篇论文。 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是会议主题。与会者在1983年“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梁启超与启蒙运动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数年间继续发挥对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下面一些看法: 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方志钦(广东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它的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深入发展的启蒙运动是由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902至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的最激进时期,     

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

由中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充任历史主角,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爱国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①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和科学的运动是相关的”。②维新运动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它与近代科学的运动亦是相关的。近代科技发展孕育了维新运动,而维新运动又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研究这两个环节的相关运动与辩证发展,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戊戌维新运动与越南二十世纪初的革命高潮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意义,史学界已一致予以肯定。然而,维新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在国外对越南、朝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说是了解了它的全部意义。越南的东游运动、东京义塾、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论点综述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联合发起的粱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学者共五十多人,提交论文二十多篇。着重讨论了下列问题: 第一,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有的认为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其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启蒙运动是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了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的同志则指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以复古为解放”实际上是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革新,难免产生两重性的矛盾。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一)维新派继承和发展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早期维新思想,把它从空谈变成实际的政治运动,并且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组成了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二)维新派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三)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提出了设立议会的主张,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四)他们组织了超出资产阶级界限的爱国主义运动;(五)维新运动既敌视农民又代表农民利益。戊戌维新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斗争。文章还论述了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意义。     

关于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是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梁启超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康梁讨论会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前夕,我将此《遗稿》贡献给各位专家学者,期望在康梁研究上取得新成果。《遗稿》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四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学,后来参加革命,又南下到湘北。1956年,母亲到武汉来看我,将这部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交给我,说是父亲叫给我的,是梁启超的著作。由于我多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加以长期以来,学术界许多人对康梁持批判否定态度,我一直未翻阅也没有重视这部遗稿。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出现     

梁启超的爱国论

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成为了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他的爱国论与政治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激情、创意与启迪。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惟如是,他的许多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观点至今仍不失现实的意义。     

论严复的“三民思想”

100年前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政治领袖,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高涨起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作用,而严复则以一个维新思想家的姿态,在理论上为维新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其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与康有为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①在维新运动过程中,严复发表大量政论,指斥封建制度,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整整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０年８月,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与维新运动不同,它试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走着一条自下而上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因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早先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卓越贡献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 （一） 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字伯平,号佛尘（也作丞、级丞）,别号 。他…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研究

本文主要以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结合与同时代进步人士的比较,对宋育仁展开专题研究,肯定宋育仁为杰出的维新志士。一、对宋育仁生平作评述式介绍,分别从“时人眼中的宋育仁”和“宋育仁生平摘要”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二、阐析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及实践,主要论述其重商思想,要求整顿关税,主铸金币的主张,并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及早期维新派的思想言行进行比较研究。三、分析了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指出出使伦敦的经历、甲午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他经济思想的产生。     

关于戊戍维新的性质问题

百年前的百日维新,是一场非暴力的资产阶级改革——革命运动。过来,不少论者将它与辛亥革命相对立,总是以‘改良主义”来贬低它的历史作用。其实,维新也是革命,改革也是革命。革命为激进之改革,改革为和平之革命。戊戌维新的根本目的是逐步改变封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从本质上看,戊戌维新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它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奏,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日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梁启超说过的,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     

应实事求是评价梁启超——《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终于为其师康有为所掣,做了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站在反动派的方面,反对革命,晚年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反动行为,毫无疑问,是应该批判的。然而,梁启超这个人物是极其复杂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     

维新运动在上海

戊戌维新运动,距今已经九十年了.维新运动时期,北京、湖南和上海,是最为活跃的地区,如果说:北京是政治活动的中心,湖南是推行新政最力的一省;那么,上海可说是当时的文化中心. 本文准备就维新运动时期上海的学会和报刊、出版和教育等情况作一概括的论述.     

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

戊戌维新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为救中国,他在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求真理,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人物。但是梁启超这段时期,仍然积极地为保皇党卖力,反映到他的宣传上,其言论又确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味道,因而后来一再遭到革命派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偏于批判他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并把他进步的一面视为投机、欺骗。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他启蒙宣     

四川省社科院组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川省社科院科研组织处根据院党组的要求,于10月份组织院内部分研究人员举行了两次座谈会,集中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各个学科领域的主要表现,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党组书记冯举、院长刘茂才、副书记徐文镔同志参加了座谈,与到会同志共同讨论。座谈会由副院长刘平斋同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是责无旁贷的,理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评价的若干问题的综述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发表过许多论著和文章,涉及的问题颇多。限于篇幅,这里只就若干问题加以粗略的综述。一、关于戊戌变法运动的评价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许多同志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基本上持这种看法。1980年,汤志钧又发表文章指出:维新派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文史哲》编辑部约我们参加文化史研究的笔谈,并且拟出这个题目,内容也代为指出,这对我很有启发,我表示感谢!所可惜的是:我最近忙于其他文字和出外开会,一时未暇来写这类文章。最近我第一次参加了“纪念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当参观新会梁启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