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政权中后期,围绕着才、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四种论点: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它不仅是思想意识中的观点分歧,也是现实政治中以官吏选拔方式为主的统治实践所产生出的矛盾反映,表现出了曹魏政治运行中的种种矛盾,并影响着一个时期的统治措施制定和意识形态走向。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论曹魏集团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与方式

东汉末的战争环境为人们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步实现了角色君主化的转变。在其麾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利益集团，最终导致了汉魏更替。     

论曹魏的宗室政策

曹魏实行的是苛禁宗室政策。诸王分封 ,徒有国土之名 ,而无社稷之实 ,诸王必须离京就国 ,过着近似流放的生活。朝廷派防辅、监国等监视诸王 ,诸王动辄获罪。诸王无朝觐之礼 ,不得交通宾客存问亲戚 ,禁锢诸王不得任职。苛禁宗室的政策始于曹操 ,贯穿于曹魏始终 ,削弱了曹魏政权的统治 ,导致了曹魏的速亡。     

从陈寿与傅玄的评语透视曹魏的政治与思想——以魏文帝曹丕为中心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评价魏文帝曹丕“不够旷大”,而傅玄在他对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中有“魏文慕通达”的评价.二者对曹丕性格的评价,从字面上看,似乎颇有冲突.这势必影响到我们对曹丕本人及其政权、执政思想的正确判断.而鉴于曹丕一朝在曹魏政权中的重要位置,深入分析陈寿与傅玄评语的内在意蕴,将有助于我们对曹魏政治与思想演变的正确理解.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接受。从对汉乐府声调、曲名、歌辞接受看,这一文人群体不仅继续沿用汉旧诗、旧曲,亦用汉旧题、旧曲而作新诗;从对汉乐府艺术手法的接受看,他们对汉乐府自结构上模仿、诗句上化用、修辞上沿袭;从对汉乐府抒情精神的接受看,曹魏文人乐府之作不仅与汉乐府抒情基调多有相似、相同,且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有高度认同。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是乐府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转折,其在汉乐府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再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汉末延康元年九品中正制创立时,仅针对在职官员;曹魏时期中正的评价仅限于在职官员与进入选举程序者,并存在着两种话语系统;中正之"品"在魏末分化为"官品"与"资品",是晋初上层子弟起家"官品"与"资品"之间围绕四级级差上下浮动的原因。曹魏是"士族"社会的孕育时期,关于该制度在这个时期实施情况的传统观点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释

曹魏邺城中央政权机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和行政上的某些特点。时人的诗文以及后代的历史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掘对了解当时的建筑布局提供了线索。通过对考古和文献这两方面资料的分析 ,可以推测此时期邺城的建筑布局。邺城中央权力机构建筑布局体现了此时官僚制度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发展。     

曹魏公国分封建制探析

从曹魏开始的公国分封制度,是中国中古社会皇权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全新的、成熟的分封制度,它是为配合以禅让为名义的王朝更替而实行的政治制度。通过公国的分封,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帝国的母体中诞生了,王朝禅代就在这新旧母子国之间进行。     

曹魏的乐府诗创作对汉乐府的接受

曹魏时期是乐府诗发展的第一个转折期.魏三祖及曹植以大量内容充实、感情真挚的乐府诗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些乐府诗或者借旧题写新事,或者自命新题自抒机杼,表现出了与旧乐府不同的风貌.但仔细考察.这些新的乐府诗仍然摆脱不了汉乐府的影响.它们对汉乐府的承袭表现为:宗庙仪式乐曲对汉旧曲乐调、歌诗的承袭;其他非宗庙仪式乐曲对汉乐府题名、题材、主题、结构及情感基调、艺术风格等的全方位承袭.可以说,汉乐府是魏乐府产生与成长的土壤和母体.它的身上处处都留存着汉乐府的印迹.但是,它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汉乐府的广泛传播.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曹魏时期官员的任职资格认定并非由中正所垄断,而是存在中正与行政长官两个评价系统:行政长官对官员入仕与晋升,不仅有提名权,而且评价其政绩才干;中正作资格审查时,仅给在职官员定"品",而不给察举对象定"品",仅以"辈"论。中正评价在职官员与察举对象的两种话语,在魏末改革中合二为一:中正之"品"化为"官品",而父辈官职决定子弟起家官职的选举惯例,使父辈的"官品"随之成为子弟的起家"资品",两者相差四等,是西晋"资品"与"官品"级差的来源。     

曹魏太和年间律变思想散议

曹魏太和年间，刚即位的明帝重修太学，让深谙儒家经典的人物担任教官和入主权力中枢。同时发布一系列诏令，发动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律令变革的讨论。并将曹丕《典论》刻石，立于宗庙大门外，以曹丕在建国前后形成的立国构想作为指导律令变革讨论和新律修订的纲领性文件。最终修订完成了魏国法律——新律，完成了从曹操打天下到明帝治天下的统治模式转变。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曹魏九品中正制再探讨——与王晓毅先生商榷

夏侯玄《时事议》的核心论旨,是要理顺中央吏部、台省长官与州郡中正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所说"伦辈"、"辈类"诸语,是中正在品第人物时使用的专业术语,与曹魏三年一定品之制有关,意指列为同品。官品制度并非始于咸熙元年之后,而是创立于曹魏初年。上品二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并非是相差四品,而是表现为多层次性。自九品中正制一创立,中正之"品"就与"家世"有关,具有"门第"色彩。但"资品"之"资"不是指门资、世资,而是指资格、资历,与"家世"无关。     

政治、权力与法

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是同质、同构的。政治是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衡平,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权力,是对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做出裁判。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静止状态下的政治。政治有三个层次——高于法、法本身、在法的范围内。     

也谈阮籍的政治态度

对于阮籍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态度。或曰同情和支持曹魏集团 ,“鄙晋”而弃司马氏集团 ,或曰“处处为司马氏着想”“站到新政权一边”。实际上 ,他对两大统治集团都有某种疏离。对于时政 ,阮籍有是非观念与政治态度。却采取韬晦退避的方式 ,将是非与态度隐藏起来 ,在生存夹缝中虚与委蛇。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既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关系,有时政治参与也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因此,在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既能够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能够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