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代翻译家彦琮及其翻译思想

彦琮不仅是隋代著名的翻译实践家,而且还是翻译理论家。彦琮一生,著述宏富,《辨证论》是其传世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彦琮在《辨证论》中具体阐述其翻译思想:趋重直译的主张;提出了译者的素质要求;勾勒了"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的理想世界。《辨证论》确立了彦琮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     

译古为今,讵可不慎乎——以对《辩正论》的误释、误译为例

古今时代变迁导致的语言表达差异产生语内翻译,地域差异产生的语言差异需要语际翻译,还有符际翻译等。一般认为,相对于古文译为今文,他族语译为本族语的难度更大。可事实上,译古为今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困难,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相当的文化积累、专业知识,译者同样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释、误解和误译。比如,隋代名僧彦琮所著的《辩正论》为我国历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所重视,不少翻译研究者都曾对该文进行过不同角度的解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解读也存在一些谬误,如果不加详察,就可能会误导读者,产生消极后果。选取某文献中出现的对彦琮《辩正论》的几例误释、误译,分析其疑似错误或明显错误,以与著者商榷。作为译者,在译古为今时必须谨慎,要使自己成为"杂家"的同时还应努力成为"专家"。     

《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

公元 1 世纪古印度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以其恢弘的气势和遒丽的文字在印度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于六朝时被翻译过来后,即逐渐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前贤时彦, 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均曾撰文对其赞誉有加。本文详细介绍了《佛所行赞》的内容、 结构及其艺术特色,并对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中国古代译学五对范畴、四种条式及其系谱构造

中国古代翻译学是在近千年间佛经翻译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翻译文本(译本、译文)的识别与评价方面形成了五对范畴,即"胡本/梵本""全本/抄本""异本/合本""旧译/新译""失本/得本";在翻译行为的经验论、实践论与操作论方面,形成了分条论列的四种"条式",即道安"五失本、三不易"、彦琮"十条"与"八备"、玄奘"五不翻"和赞宁"六例".以五对范畴和四种条式为支点,形成了独特的内在构造与理论体系.它将静态的译本形态论与动态的翻译行为论结合起来,兼具学术翻译的性质和文学翻译的品格,具有普遍和恒久的理论价值,在世界译学中堪称独步.但迄今学界对此估价过低,这是需要反思和矫正的.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十车翻蚁蛭百国追彦琮”───季羡林教授的中印文化研究

“十车翻蚁蛭百国追彦琮”───季羡林教授的中印文化研究编者的话在北京大学这块驰誉海内外的学术圣地上，造就了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德才兼备，博古通令，学贯中西，赢得学术界、教育界的钦崇。老一辈的学者毕生耕耘，为北大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新一代学者...     

从翻译生态学角度解读严复译著《天演论》

翻译生态学将翻译学和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生态学的模式,解释翻译现象。严复《天演论》的问世,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严译本《天演论》也发挥了相应的翻译生态功能,其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试图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解读《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九歌》互文求义

最早对“互文”下定义的是唐人贾公彦,他说:“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仪礼注疏》)。这就是说互文的内涵具有互相体现、互相渗透、互相补足的作用。本文所谈的互文即贾公彦之说。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准则与自由——从准则的获取看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的辨证论

通过对主观准则的获取进行分析,借之展开关于纯粹理性在其实践运用方面所产生的辨证论以及对这种辨证论的消除的讨论,由此展示出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阐明理性的宿命.     

描述性关照：勒奎恩《道德经》英译本剖析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不懂中文却翻译出了《道德经》,而且反响不错。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分析该译本的生成过程,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途径的选择、翻译目的的设定、翻译内容的安排以及译文的受众效应平衡等,能有助于解除规范性对《道德经》翻译的诉求,更有利于了解国外对《道德经》的解读策略、目的和为此所作出的尝试。     

当代《论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图景——兼评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

《论语》翻译研究是中国典籍翻译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当今时代有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在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变革影响下,当代《论语》翻译研究已然超越了如何译好《论语》这一朴素的主题,发展成为以经典的跨语际诠释为核心的、融合多元学术进路的问题平台。《论语》作为"开放的文本"在诠释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其翻译问题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学理基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为《论语》翻译研究开创了以共时性、描述性和语篇性为特征的语言学进路,和以历时性为特征、高度关注翻译的文化塑造力量所牵涉的话语、权力、政治等问题的文化研究进路。本文借助"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所汇集的成果,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平台在当代呈现的问题方式和理论图景。     

张英彦教授

张英彦教授,安徽宿松人,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任教务处副处长,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安徽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教育学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长期致力于教育心理及高等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近年来,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特征、课程编制及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较有成效的探索。张英彦教授积极承担本科专业教学任务,先后主讲《管理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心理健康教育》、《道德科学概论》等课程。在教学中,树立新的教学主体观,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和课程评价方式,关注缄默知识的传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张英彦教授注重课程和教材建设,主持省级精品课程《教育学》的建设,主编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教育学》。该教材以实用为出发点,以教改成果为前提,以时代性为追求,以农村基础教育为着力点,被多所高校所采用。张英彦教授先后主持省教育厅重点教研项目《高等学校文科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省教研项目《高校文科教学中进行教学设计的实验研究》,省厅人文社科项目《新知识观与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多个省部级项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2005年获省级教学...     

目的与方法：对《好了歌》两个英译本的再思考

《好了歌》两个英译本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方面存在的差异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典型样本。从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的角度,对《好了歌》两个英译本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两个方面产生差异原因作出思考,肯定了两译本译者为达到各自翻译目的所采用的相应方法的合理性。     

《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论语》英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然而文化专有项使理解和翻译《论语》的难度相应加大。讨论《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并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以便使《论语》英译更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双关语的“厚重翻译法”应用——以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为例

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梁实秋在《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中,采用了厚重翻译法,即译文加注的方法,其中对于双关语的翻译更是炉火纯青,为学术界所称道,使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成为莎氏学术研究的杰作。     

谈母语和翻译的关系——以张培基先生的《落花生》英译文对比为例

通过对比学生对《落花生》的翻译实践和张培基先生的《落花生》英译文,从词汇、语法、语篇、语用、文化、思维和习惯表达几个方面分析学生翻译实践中的错误种种。旨在揭示学生所犯错误的原因,即学生翻译实践中可以看到母语痕迹,学生的母语在翻译中的干扰无法彻底消除。     

辜鸿铭《论语》归化翻译策略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它的翻译和传播与译者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同时,对于同一文本而言,翻译目的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也会截然不同。文章从辜鸿铭所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的分析入手,研究了辜译《论语》英译本所使用的意译法和归化翻译策略,进而指出传统文化典籍《论语》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采取有效的归化翻译策略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目的论视角下《三国演义》罗慕士英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目的论认为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所决定的。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罗慕士在其《三国演义》英译本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主要为异化翻译、归化翻译、文后注释等,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其译作也被认为是翻译作品中的典范。     

前《蜀道难》探讨

“前《蜀道难》”是对李白《蜀道难》以前的萧纲、刘孝威、阴铿、张文琮等诗人的古乐府旧题之作的统称。李白的《蜀道难》成就和影响最大,但前《蜀道难》也各有特色。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展现了蜀道之艰险难行,同时还以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和严整、简洁、平实与谐和的语言风貌,在内容角度、情感表达、句法音韵等方面共同为李白《蜀道难》的继承创新奠定了基础。前《蜀道难》,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