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十五——二十世纪中叶柴明达尔地权制的演变

印度的土地问题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柴明达尔地权制度则是印度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独立初期,柴明达尔占有的土地为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因此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认真剖析一下十五——二十世纪中叶柴明达尔地权制度的演变,对研究印度土地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从清水江文书看近代贵州民族地区土地制度——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简介

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枉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土地产权转移,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8年间,发生了2098次地权转移,有465人购进土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其参与地权转移人多、规模小、土地量不大的特征,抑制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保持起一个庞大的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群体,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经济在这里根深蒂固。,土地契约透露出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关系信息,如乡村的阶级结构,田赋、地价等的演变;地权转移大都在周首（首士）或寨老等宗族权力规范下进行,经济关系与民族地方传统政治结合,是一个依靠民族传统维系的小农社会。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国外土地冲突的比较分析：样态特征与治理启示

土地冲突是世界各国在转型中必将遭遇的重大挑战，但其在各国间的表现形式又有很大差异。通过对国外土地冲突研究的梳理发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土地所有制改造中对贫农和原住民的强制剥削，成熟稳定后则表现为土地开发中公私利益的张力和地利共享与利益补偿的价值追求差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后殖民时代地权垄断格局下无地农民的反抗和地权流转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对小农利益的侵害。在不同的发展经验背景下，国外土地冲突治理产生了“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土地冲突的诱发因素是多样的，基于“国家-市场”地权二元化改革路径通常失效。中国农村土地冲突与国外土地冲突既有相似又有很大不同，应走出地权改革的“国家-市场”二元化困境。     

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选择及绩效

旧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初始状态注定了土地改革必然是由国家发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是基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性地权向替代性地权的转变、没有制度外创新可能性的选择。按人口均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为土地集体化改革的顺利发展确立了良好的起点和前提,具有较好的制度绩效。     

论西方社会变迁中法律传统的转变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发展到当代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社会变迁,相应地西方法律传统也有三次重大的转变。法律传统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西方社会发展而言,它的主线是商品经济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两次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最终扬弃了束缚其发展的种种障碍而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法律传统经历了一个由以物为目的的发展到以人为目的的发展再发展到以社会为目的的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为在它之中形成的实在法提供存在的场景。     

建国以来党对识分子地位与作用认识的两次重大转变及其启示

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经历了１９５６年前后和１９７８年前后的两次重大转变。回顾这两次转变的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4知识分子;;认识     

爱国主义传统与四川军阀的两次转变

爱国主义传统与四川军阀的两次转变杨光彦，潘洵四川军阀在其演变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一次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军阀由长期的割据混战纷纷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另一次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大多数四川军阀（抗战时期即已...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我国农地产权结构与市场化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具有三方面特征:农地所有权主体的土地权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弱化、土地产权存在着较大范围的公共域、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不够完整。在这种产权结构约束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未来预期收益远高于现期收益,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整个产权结构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会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土地的剩余索取权价值包括社会保障价值、资产投资价值和未来增加价值。由于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农户只能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小部分,因而农户倾向于采取等待策略,即拥有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差异,主要形成原因在于土地剩余索取权价值的实现程度不同。应该改革现有土地产权制度,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化建设,给予农民包括剩余索取权价值在内的土地流转收益,加快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农地优化利用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不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有碍农村土地的优化利用 ;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能够促进农村土地的优化利用。由于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 ,因此 ,创新农地产权制度 ,重塑农地产权主体 ,以立法方式界定农地产权内容 ,加快农地产权的证券化进程 ,可以达到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农村土地的目的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三权分置”政策是我国调整农民和土地关系的重大制度创新,必须用科学的法思想和法理论来对政策的法律内涵进行明晰,实现从“政策语言”到“法律规范”的全面转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权分置”是围绕着农地展开的“三农”改革,即农业生产方式与土地市场化的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自治组织关系的重构、农民的身份利益与自我解放。通过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四种观点进行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权结构表达为“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资格权是以身份权为基础,包含财产权内容的复合性权利。未来民法典物权编应当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规定为总有关系;修订细化成员权得丧变更的制度规范;建立宅基地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配套制度。      

农民土地财产权演进的法学分析

现代产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必须以法律为依托才会有生命;现代产权又必须摆脱与公权力的交织,成长为纯民事化的权利;同时,人类进步发展方向,要求现代产权实现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土地产权无疑是最重要的产权。根据现代产权的以上特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转型的过程,是农民不断获得土地财产权的过程;农民土地产权的未来发展趋势应是:赋予农民完全民事化、法律化和契约化的土地财产权。     

集体土地收益权实现的现实困境与制度促进

文章结合物权权能理论,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中界定集体土地收益权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发现：集体土地收益权是集体土地所有制法律化的重要形式,存在重要的制度功能和时代价值;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的缺失,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集体分配调整功能实现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阻滞中国特色农村土地权利理论的发展。文章进一步研究了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改革的应然进路,探索了促进成员集体、集体成员各自集体土地收益权实现的权利制度。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农户产权残缺分析

本文以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关于农户产权残缺的具体分析为基础,说明了引起农户产权残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农村集体在征地过程中角色错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缺失以及缺乏维护和保障农户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认为当前农户土地产权残缺严重损害了征地农户的土地收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最后指出从改革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和建立司法救济制度角度解决农户产权残缺这一问题。     

农地股份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优化选择

我国现行农地流转制度存在着产权残缺和相关立法不完善的制度缺陷,通过比较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模式,探讨农地股份制模式的制度优势,说明农地股份制应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最优选择。     

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思路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不清,导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虚无性,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各种土地权益的矛盾滋生恶化,也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以及全社会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改革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较好思路--废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使用权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其具体操作方法--国家"购买"集体土地的所有权-集体将所得"收益"全部分配给农民-农民用所得"收益"购买国家土地的永久使用权(私有),这种交换通过虚拟交易来实现.     

农民法定财产权保护路径探析

我国农民拥有的法定财产权主要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补偿权和专业合作社中的财产权.但规范这些权利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要从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面健全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从而达到保护农民财产权利、发展农村经济的目标,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