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

具有数量大、时间长、区域广、价值高等特色的清水江文书是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和乡土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土地买卖、地权转移是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种类,“白契”、“红契”并存而又以“白契”为主的文书显示出了地权转移“亲房优先购买权”、“典卖”或“借钱借谷以田抵押”、“亲属间买卖以市场惯例操作”、“中人或房族人作证”、“多不惊动权力机构和政府”等特征;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制及其房族亲族等的仲裁作用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地权转移在近代一直稳定存在和延续,并使土地资源因人口分化与经济变动得以顺畅而有效的配置。又其地权转移文书的内容与书写格式与汉族地区的极为相似,表明近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市场经济因素与江南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差别不大,甚至某些方面更加灵活和便于操作。     

近代东北地区银行合并的变迁及其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东北经济的开发,该区域的银行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由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的银行在清末以后出现了合并的情况。这些银行合并不仅稳固了银行的信用、增强了银行的实力,而且也有利于政府整顿金融、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财金基础。了解近代东北地区银行合并的变迁、原因及影响,以史为鉴,制定适当的银行发展政策来引导当前和今后东北地区的银行合并,有助于做大作强东北地区的银行业并藉此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     

近代东北地区城乡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动因探析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发展较快,乡村发展缓慢,且二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之而来,原有的城乡关系也急速发生变化。"以城市为中心、以乡村为从属"的新型城乡关系格局初步形成,城乡间的交流逐渐加快,乡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大中型中心市场在城市形成并成为近代东北地区城乡交流的中心。而促使近代东北地区城乡关系发生变化的动因更值得我们深入探析,以期对近代东北社会史研究有所裨益。     

"土地兼并"与唐宋间地权的流变

唐宋间的所谓"土地兼并"是"反复进行"的低水平重复,其实质是"换手",是权势者对失势者和"公共土地"的掠夺,而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掠夺.从历史的长时段现察结果来看,土地并不存在一个大量集中的倾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流动性相对较差,稳定性远远高于流动性,似不存在大土地所有制的高度膨胀问题.     

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及其变化

近百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不超过60%,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地权分配总体趋向分散,地权变化存在地区和时段差异,土地占有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欧风美雨影响下中国近代节日的变革

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节日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中国传统节日在近代发生了裂变,传统节日遭到空前的失落,外来节日或受外来节日影响产生的新的节日得到迅猛发展,究其原因,欧风美雨的影响是主要因素。中国近代节日的变革,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节日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也说明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外来文化浸入与传统文化保护的一般特点。     

走向产权的在地化解释——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研究再评述

［摘要］在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的研究中,围绕着清代刑科题本、台湾淡水新竹诉讼档案、徽州契约文书、“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基本资料,很多社会史、经济史、法律史学家对乡村地权的概念化解释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将民俗语汇与学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的在地化解释,是近代乡村地权研究的学术前沿动向,显示了历史人类学的整体社会科学取向。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20年来西方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透视

以《中国研究》、《中国季刊》、《近现代中国》为中心考察西方学术界20年来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西方学术界在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方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注重采取由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趋向于连接经验与理论、从实践出发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

中国东北人口绝大多数为移民,而近代期间移民就高达2 000万之多,主要是来自华北,其中以山东移民为最,河北次之,两省占移民总数的90%以上.探究其动因:一方面是来自原住地的推力,另一方面是来自移住地的吸力,是两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华北因人口稠密,自然灾害频仍,苛捐杂税繁重,使本来就极度贫困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困窘.为了谋求生存,广大华北灾民被迫越海闯关,迁居到地域毗连、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东北.特别是清末民初,华北灾民更是成群结队地拥入东北,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移民大潮.     

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

清末民初,伴随着清朝封禁东北政策的破产,关内流民大批涌向东北。流民的到来,传播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来了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发展,耕地面积剧增,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东北商品粮基地初步形成。这一切,与广大流民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不可分的,流民堪称发展东北农业经济的主力军。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问题分析

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着法律与现实的悖论,因当前集体土地所有权同民法理论和物权法理论激烈冲突而处于尴尬处境,比较学界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方案的建议,集体土地所有制进化的模式将是从“保留集体所有制,完善使用权制度”渐进到“与各地不平衡生产力相适应的复合型多种所有制结构”,而这是和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密切相连的。     

中国近代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开端--《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述评

本文首先介绍了(日)长野郎所著《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1]一书在总体上的结构,即土地制度的沿革、土地分配及所有权问题、土地整理问题、土地课税问题、佃种制度的研究等五大部分。其次,根据各种资料尽可能推究出《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的作者、译者的身世及其生平、成果。最后,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作了客观的分析,特别指出该书作者由于受到其世界观及所采用资料等主观、客观诸因素的影响,书中存有许多不尽人意乃至观点错误的地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清末民初东三省移民与近代城镇的兴起

清末民初,关内人口向东北的迁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可谓“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1860年东北局部开禁,特别是1904年全面开禁后,随着大片土地的放垦,关内移民东北者络绎不绝,东北原有的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大批新的城镇纷纷兴起。这些城镇不是建立在军事驻防的基础上,而是在招民垦荒、移民实边与铁路、港口兴建的过程中,陆续发展起来的。此时,东北的城镇才真正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性质与规模。     

日本自近代以来对东北资源与财富的掠夺

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北的资源财富掠夺,是其自近代以来对中国资源财富掠夺的一个缩影。而且,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资源财富的掠夺无处不用其极。本文从“发行不兑换纸币的方式掠夺东北财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疯狂掠夺东北矿物资源”;“十四年疯狂掠夺破坏了东北自然生态”;“掠夺使东北人民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等四个方面,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论证日本是怎么样从中国东北掠夺资源和财富的。本文批驳了日本右翼认为日本给中国东北带来了现代化的荒谬观点,指出日本在东北的所有现代化设施,其本身都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并且其目的亦是为了更好地从东北掠夺财富。     

论我国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法律问题

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制度在我国农村生产经营活动和金融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中,抵押人的主体资格应当符合以下条件:抵押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具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且无不良信用记录;承包方已明确告知发包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的抵押事宜;以通过合法流转方式取得的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承包方同意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用于抵押及合法再流转.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标的为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标的物为农村土地.登记是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的对抗要件,是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的生效要件.实现农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权时,应确立抵押人的优先回赎权;土地用途不宜随意变更,如需改变原土地用途,应依法进行.     

清末东三省林业的管理及近代林业的萌芽

清中叶以前,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东三省森林处于极盛时期。道光至光绪年间,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方面,清政府解禁东北,大量移民涌入,在开垦过程中滥砍滥伐;另一方面,日、俄势力进入东北,砍伐林木用于修建铁路等,大肆掠夺森林资源。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在实业救亡思潮下,东三省大力发展实业,林业作为实业的重要部分得到重视。政府通过将林业纳入行政管辖,组建林业公司统一经营以及与俄国改订购木条约等方式,加强了对林业的管理,严禁以往任意砍伐的行为。这一时期,林业保护观念得到增强,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先进的林业技术对发展林业的重要性。为此,各地开始兴办农林学堂和林业试验场,林业成为一种专门之学,近代林业教育出现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