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意识与个人化写作──—丁玲早期小说本文论之一

本文将丁玲早期小说移置到女性话语语境内进行其外本文层次的阅读,探讨丁玲早期小说本文叙事的欲望及叙事风格。认为推动丁玲进行现代女性写作／叙事的本因是丁玲对女性自我的关泣及性别受压迫、欲求解放的现代意识焦虑,而丁玲执着女性性别的叙事与现代叙事系统即男性神话的差异,则赋予她早期小说本文鲜明的个人化写作风格。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论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潜女性话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女性性别话语的构成形态及其深层寓意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丁玲这一时期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将性别分析置于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之中，进而对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了一次深人的体察。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     

无味：丁玲早期小说中的性别焦虑

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的＂苦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特质,可以称之为女性性别焦虑。这性别焦虑表现在恋爱、婚姻、同性恋、友谊等各方面,而最终都可归结为＂无味＂的焦虑。＂无味＂是对人生意义终极拷问的结果。丁玲笔下的女性焦虑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对中心的焦虑,是女性自我意识得不到承认的焦虑,是终极意义虚无的焦虑。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     

话语卫生学与丁玲的女性肉身叙事

描写了丁玲女性肉身叙事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变化过程,最后在延安彻底转变;丁玲在延安走过了三步:战士化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化和新的叙事方式的建立,由此探讨了话语卫生学的治疗机制和治疗功能。     

丁玲作品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女性意识

丁玲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从初登文坛时对女性意识大胆叛逆的书写,到追逐革命潮流时对女性性别的刻意遮蔽,再到革命胜利后对女性意识的自觉放弃,这种意识和她的思想转变相互交织缠绕,时隐时现,意味深长。而潜隐于丁玲作品中独特的"服饰话语",不失为梳理其笔下性别意识成长和蜕变的有效路径。     

女性生命意识的自由伦理叙事——重读《莎菲女士的日记》

本文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观照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文本在现代自由伦理叙事中凸显了鲜明的女性生命意识。具体体现在:第一,女性个体生死意识体验及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反思;第二,灵肉相契的生命感觉追求和爱欲诉说。小说文本对女性生命意识的自由自觉表达在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自由伦理叙事的范本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性别政治与文本意味

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入性别因素,引入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具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则,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阈.本文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可以较为深入地使我们认识到女性作家在叙事时所具有的性别特点,同时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性别因素考虑其中,从而更好地对女性文本进行解读.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把文学作品语境化、性别化,聚焦作品叙事结构的性别政治.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丁玲早期小说的女性处境与叙事策略

丁玲早期小说作品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命题",在"五四"以来一直属于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世界中注入了"第二性"的声调.她以自己的整个文本作为一个作者话语,通过对其笔下的女性处境的描绘,同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声音进行"对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     

女性心路的执著言说——论丁玲的创作

丁玲的创作,就是通过对女性心路的言说来书写自己的情感之路.不管是早期的"激情言说",还是后期的"默默倾诉",都是她的女性意识在社会挤压之下的情感流露.本文就是从丁玲女性情感的曲折发展对她文本中的女性化写作进行分析.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别意识——兼谈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战争叙事、知青叙事都趋于消沉,乡村叙事还是她们涉足的话题,都市叙事基本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主旋律,女性文学也就从性别压抑、性别遮蔽而真正走向繁荣。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催化和90年代多元文化的转型之外,女性叙事从本质上来说是摆脱不了原生的性别意识和母性思维。     

扼住命运的咽喉--丁玲《母亲》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的<母亲>以一个弱女子成长为自主、独立、主体的女性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生存的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挖掘生命的潜力,从而超越生命;启示女性只有以主体的姿态,自我把握,敢于承当,才能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换."母亲"具有的"男女平等"的性别信念及其具体作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觉醒了的中国现代女性卓越的性别自觉,更为新时期女性走向自我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行为借鉴和全新的精神力量."母亲"对"女儿"成长的巨大影响启示女性尤其是母亲应以自己自强独立开放的人格素质影响下一代,同时丁玲母女之间的这种"朋友"与"知己"关系更是新时期"母女"关系的有益借鉴.     

丁玲女性小说的特色

女性形象的塑造在丁玲的创作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本文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着重从丁玲女性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进行探讨;第二部分论述了丁玲女性小说的艺术风格,并对丁玲女性小说成功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