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

一、引　言1 6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以下简称耶稣会士 )来华 ,由此而引起了明清之际中西两大异质异构的文化在历史上的直接交汇 ;而且 ,这一过程延续到清初康熙朝 ,从而形成了学术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伴随着这一浪潮 ,西方教育也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被导入中国 ,在此过程中艾儒略 (Ｊ.Ａｌｅｎｉ)等耶稣会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以期对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文化教育导入活…     

柏应理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中的贡献

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时由于葡萄牙人打开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通较前方便得多了。充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是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到1780年为止,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土就达四百多名,其中著名的有七十多名。他们大都学识渊博,在宣传耶稣基督的教义同时,还介绍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然而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应该讲是自东而西的,通过耶稣会传教土们的报道和著述,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尽地被介绍到西方,使历经“三十年战争”(1619——1648年)前后劫难的欧洲人惊羡不已。由此引发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时期的“中国热”,不仅指当时欧洲在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方面的所谓“chinoiserie”(汉风),也包括中国的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及其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     

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

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

晚明至清中叶,有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长江流域(主要在中下游)传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耶稣会士们通过信函、日记、工作汇报等文字形式,向欧洲送去了有关中国和各种信息。长江中下游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于此。在耶稣会士的文化视野里,长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圈。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物质生活、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为16至18世纪的欧洲了解中国开启一扇窗口。     

微风入园池 吹得几重皱——也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自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欧洲一批旧基督教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试图将基督教的种子移植于东方这片广阔的土地,以挽救旧教势力的命运。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和先进的仪器物品。同时,他们也积极地把中国的人文、科技、风俗等知识传到西方世界,给欧洲大陆吹去了一股清新的中国文化之风。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给中、西方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双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对此,史学界早巳有定评。但对其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     

清初耶稣会士笔下的东方帝都——以《中国新志》为中心

明末清初来华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 es,1609-1677)的代表作《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是西方早期汉学名著,其重要特点是对当时的北京城进行了非常详实的介绍和描述.《中国新志》所提供的视角,多有中国史料不具备的内容和角度,颇有特色,不仅留下了当时西方人观察北京的亲历经验,成为当时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而且为考察明末清初的北京形象提供了在中文文献中不易见到的另一面,是研究北京史和北京地方志以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来华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

耶稣会士来华前,明代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大体局限在传统范围内.耶稣会士来华后,其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广泛传播的宇地新知及其刻意倾销的欧洲文明,逐渐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士人由此认识到,中国既非天下中心,亦非天下最大,更不是世界文明之唯一所在.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学习西方等,开始成为他们的思维新取向.此一思想倾向虽然不是晚明时代的主流思潮,但其思想史意义不容忽视.     

身体的隐喻: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

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知识来源主要集中于伊比利亚旅行者、耶稣会定居者和新教国家入华使节三个方面。16—18世纪上半叶,在伊比利亚旅行者与入华耶稣会士笔下,中国人被当作是欧洲之外所有新发现人种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还高踞过欧洲通过海外探索而构建的世界人种金字塔的顶端。然而,进入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通过殖民扩张而迅速增强自身的力量后,欧洲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认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洲在人种分类上已开始将中国人排挤出文明民族的序列。这一时期欧洲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的演变,与其时欧洲关于欧洲之外人民的态度转变是同步的,并且与欧洲人类学的发展密切联系。从16至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变迁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殖民探索与人类学知识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耶稣会士没有阻挠哥白尼学说在华传播——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认为:(一)第谷体系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的理由;(二)耶稣会士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相反还对哥白尼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三)第谷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四)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喜帕恰斯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利玛窦输入地圆学说的影响与意义

<正> 李约瑟博士指出,耶稣会士输入地圆学说是对中国天文学的一个贡献。利玛窦是最早将地圆学说传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之一。本文试就利玛窦输入地圆学说的背景、动机、内容、途径、以及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作一探讨。一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人。少时曾在罗马学院就名师克拉维乌斯(P.Clauvis,也称丁氏)学习西方科学。由于他从小就有志     

人类学视野中"地理的地方"与"地方的地理"

"地理大发现"不仅使人类对世界产生了崭新的认识,也使西方的地理科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近代"西学东渐"以降,西方的地理科学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地理谱系、知识、价值和表述并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夹生现象",即中国的地理知识并没有融入到地理科学中,而我国的"地方表述"仍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如何使地理科学与我国的地理知识、地理价值和地理表述相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国地理学",需要学界进行反思、研究和重建工作.在这方面,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值得借鉴.     

契丹乐舞考

契丹人是公元五至十二世纪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公元907至1125年曾以契丹族为首建立起我国北方空前统一的政权契丹(后改辽)。契丹在大量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还完整地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文化体系。这在我国少     

10～13世纪作为“秦—契丹”组成部分的天山北路与吐鲁番之地——以非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中心

作为空间地理概念的"中国"一词在西域—中亚的非汉文史料中多被表述为"秦—契丹"。不少国外学者以为其在地域上仅仅涵盖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内地(China Proper),并不包括历史上的今新疆地区,进而衍生出只有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清朝对于准噶尔部的"征服"及其统治以后,新疆广大地区才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观点。本文则以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为例,通过梳理排比及考察辨析宋元时期的非汉文史料,有力地揭示了这种认识缺乏史实依据。事实上,"秦—契丹"在地域上不仅指代内地,而且常常涵盖了西域地区的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这一研究结论充分彰显出早在元朝之前,西北边疆和祖国内地即长期处在同一个中国的地理概念中,元朝和清朝对西域的统一则意味着实现了境内地域整合的中国("秦—契丹")最终发展为不可分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议者或谓宋代既达到顶峰,即趋向下滑,走下坡路了.又以西方大学的兴起为例,来说明宋文化(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这种"倒过来"看的观点,即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更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为此,本文拟就宋代兴盛的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这个侧面作一比较,说明古代中国大学教育并非落后于西方;欧洲中世纪大学起步虽晚,但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孔子作为启蒙的催化剂

十七世纪初叶,儒家思想经耶稣会士西传并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引起了震动。莱布尼茨,尤其是沃尔夫把儒家的《四书》看作为绝无仅有的实践哲学,不仅从中找到了哲学思想上的认同,而且致力于儒家思想的西化和传播。基于儒家经典基础上的儒家道德思想和政治学说,给西方视基督耶稣为唯一的世界观以巨大冲击,并作为一种催化剂,给予西方的启蒙运动以补充。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儒家学说对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晚清国际法输入述论

国际法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起源于欧洲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 ,在国家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为各国所公认、用于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规范。自鸦片战争起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 ,晚清帝国逐渐卷入以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由此而有国际法的输入。关于中国与国际法的最早接触 ,一种说法是 ,早在明末清初 ,来华耶稣会士已经将国际法介绍到中国 ,1 648年左右 ,马丁·马提尼神甫 (即卫匡国 )曾将国际法先驱者之一、西班牙人苏阿瑞兹 (Suarez)的拉丁文著作《法律与作…     

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关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评价问题,有些同志抛开耶稣会士入华的社会背景,否定耶稣会士传教活动与早期殖民主义、罗马教皇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讴歌耶稣会士,甚至抹煞早期殖民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们主要观点是:第一,“17世纪的情况与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正处在萌芽阶段,帝国主义还没有产生。虽然早     

关于契丹小字的几点探索

《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是中国目前关于契丹小字的最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但对契丹小字的解读还仅仅是一个开端,还需要进行更深刻、更广泛地研究。 1、关于卑9u(尤侯韻) 《契丹小字研究》(下略称《小字研究》)把对应于许王墓志汉字志文第二行之美功臣洛京留守开府仪同三司(下残)的契丹小字从许1中找了出来,认为下面四个字即洛京留守。又从令11中找出中京留守,仲16中找出了娄室大王。另一方面从许34中找出守太傅,兴36中找出沈洲刺史,故2中找出了尚书右仆射。     

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

中国史学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其实有复杂的西方学术背景,并不是中国学术固有的术语.将这些概念还原到其西方学术脉络中,还原到其传入中国学术的历史背景中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真实涵义,对于历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medieval"或者"middle ages"是欧洲史学家在17世纪开始构建出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欧洲主流的历史观是antiqui-moderni(古-今)模式.欧洲史学家之所以在"古"和"今"之间构建出一个"中世纪"阶段,有其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历史背景.从17世纪末开始,ancient-medieval-modern这种三段式的历史观成为主流.而后,随着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的扩张,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一历史架构逐渐被欧洲文明之外的文化体,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其西方学术背景及其融入东方学术脉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