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艺术）直觉：方法与实践

在美学家眼中,＂审美直觉＂是创作与欣赏的根本方法或能力,它关涉思维、行动和创造,也关系到自由和超越。对克罗齐而言,直觉即表现,直觉就是美,而对柏格森来说,直觉即绵延,直觉即方法——普鲁斯特在艺术实践中进一步确证了这一点。直觉甚至本身就是意识的行动,它能打开一片自由的空间或创造一个无限世界,也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美的感悟与体验。马利坦认为,＂诗性直觉＂即创造性审美直觉。审美直觉就是创造性直觉,诗性直觉就是审美直觉,而直觉就是创造。审美直觉既是审美情感的发动,也是促使真善美贯通的中枢。审美直觉的起点与归宿都是自由,而它所带来的则是一种超越性的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     

美育与直觉思维的发展

童年时代是个体直觉思维发展的关键期。发展直觉思维的最佳途径是美育,因为以自由创造为本性的审美活动,可以充分保护儿童的直观性表现,使儿童在对各种复杂的感性形式的直观中获得敏锐的直觉力和选择力。作为情感教育的美育,可以解放心灵的潜意识、促进心灵的敏锐性、发展思维的整体性,而且连贯性的审美教育,还会有助于人的整个认识能力的成长。通过美育发展审美直觉,实际上也在间接地发展着人的科学认识能力。     

艺术直觉与艺术创造

艺术直觉就是主体不借助于逻辑思维程序和经验积累 ,直接洞察某一现象的社会涵义、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能力。艺术家具有这种特别敏锐的生活洞察力。艺术直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感性性和情感性、模糊性和转化性、直接性和整体性。艺术直觉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在艺术创造的实施阶段 ,艺术直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艺术活动过程中 ,艺术直觉是在隐存状态中协助艺术家进行理性认识的。艺术直觉能够以“思维的感觉”帮助艺术家迅速准确地把握审美客体的本质和规律 ,并能够以“直接领悟”审美客体本质 ,帮助艺术家进行审美创造     

美的解析

人类的审美呈现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两种类型的特征。感性阶段审美是直接来自事物的形式的快感,而知性阶段审美是人因对事物内容的接纳而转发的对事物形式的间接快感;理性阶段审美则是人对审美客体的形式和内容统一问题的积极思索。在感性和知性阶段的审美判断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是自在审美;而理性阶段的审美判断中,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是自为审美。综上所述,美是引起快感的形式。     

试论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证成

"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康德虽然提出了"智的直觉"概念,但却通过认识论批判否认了人可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挖掘,证明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以儒家思想为例,牟宗三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阐发,证成了"智的直觉"的普遍性,又依据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确定了"智的直觉"具有现实性品格。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中西间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借用,的确起到了更好地总结和阐发中国哲学特质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朱光潜的美育思想及其时代特征

朱光潜的美育思想及其时代特征聂振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其美学思想丰富而系统，本文只论述其审美教育思想。（一）“超脱”朱光潜早年受康德、克罗齐的影响，认为审美活动超脱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美在事物的形式而与实质无涉，美感是形象的直觉。３０年代转向...     

论审美心理与思维创新

理性思维、情感思维和直觉是思维创新的动力,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形成了思维创新的运行模式。思维创新表现出超越性、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的特点。审美心理是思维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审美能力的培养是个体思维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通过美育启发个体建构起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促进个体审美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的一体化实现。     

绵延、直觉与审美——柏格森美学思想评述

柏格森(1859-1941)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但由于他的哲学倾向与西方现代思潮的发展相一致,回答了现代派艺术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因而他的学说成了现代派艺术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因此,当我们探讨二十世纪西方文艺和美学思潮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学说的核心是绵延说和直觉论。所以,我们对他的美学思想,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绵延与审美心理特征柏格森对审美心理的分析,是其绵延说在美学上的具体运用。尽管它只是为阐发绵延说而涉及,所论不多,却颇具特色,很值得重视。     

善良意志,还是敬重情感?——再论康德的自由概念

康德是近代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们一直认为,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从理性的"善良意志"出发的。然而,越到晚年康德自己越发现:人是有情感的动物,理性的"自由"概念需要某种情感作为基础。这种情感便是"敬重"。康德对"敬重"情感的谈论表明,人的道德生存也即人的自由的现实运作,归根结底是在"敬重"情感中进行的。将"理性""情感"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在康德研究界格外流行)必须接受根本性的批判反思。     

中西伦理学的歧异与会通

如果说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是一种认知主义的伦理学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则是一种准舍勒式的直觉主义的伦理学.前者是从认知导出伦理,必然导致人类伦理行为中的伦理理性与伦理感性二者之间的对立;而后者的主旨则坚持伦理直接源于人先验的伦理情感,使人类伦理行为中的伦理理性与伦理感性二者之间得以统一.其实,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还是西方传统的伦理学,它们都可看作是从不同层面对人类伦理学本质所作出的解答,故人类伦理学的最终答案,不是在二者之间的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应体现二者的互补并举之中.     

The concept of Biirger in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公民（Burger）概念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将康德法哲学中关于公民的论述划分为三种不同语境，相应地，公民概念可区分为一般的、特定的和普遍的三重意义；对这三种意义的重新阐释，消释了康德公民概念的歧义，揭示了公民概念的理论演进及其普遍性、构成性及强制性特征。甄综韦伯关于市民和公民概念的考察，揭示康德公民概念的社会历史渊源，Burger一词从市民演变为公民是以权利普遍化为内在契机的，而公民乃是人在自己所构造起来的法[权利]体系中的一种存在形式。     

论阿多诺的审美主体观与主体间性问题

阿多诺的审美主体观是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严重异化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这种审美主体观有着自身特定的美学内涵：1．诉求审美主体的批判否定功能;2．强调中介,自明审美主体的功能限度;3．偏重审美生产主体。阿多诺的审美主体观念提醒我们：当代美学建构不能迷恋“主体性关学”、“现象学本体论”或“主体间性关学”,尽管这种审美主体观仍是一种语言本身的虚构,它提供的只是抽象的主体,但它带给我们的理论想象是不能漠视的。     

审美视野的《大秦帝国》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最大的革新是精神理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明史观与创作理念的颠覆性和挑战性;二,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将议论、历史考评文字作为小说构成要素;三,立足于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起点,形成和确立了＂历史发展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审美判断,形象地呈现了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作者对议论思辨、考证文字的运用,成为《大秦帝国》这一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有些繁多的考证文字和图示,容易冲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予读者的审美意味;最后的＂祭秦论＂部分,在与整部作品的情感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性、人物事件的连贯性与加深、提高、升华作品的历史哲学意味方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因而,只能作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存在于世。     

从长安到济州:社交群落、区域文化转换与王维诗歌创作

王维乃一代"天下文宗",他诗名的获得与长安这一诗坛中心有密切关系。考察王维的社交群落,早期的岐王府活动使他获得了宫廷文学的熏染,如审美趣味的浸染、艺术技巧的养成,这是被宫廷文化同化的过程。稍后加入的张九龄文人群,成员皆与京城文化圈联系密切,但又自成一体,构成一个小型创作团体。一些有别于传统宫廷文学的新因素,如题材选择、情感倾向,通过唱和等社交活动在交际圈子中扩散开来,这种共鸣和回响形成了新的文学现象。文化区转移对诗人创作的演进影响极大,王维从强势文化区长安进入弱势文化区济州后产生的一系列创作突变逐渐内化为个人化的写作范式,与早期宫廷诗歌训练的技术融合,上升为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审美范式。     

文学语境的实践表征

文学语境是在文学经验、文学传统、文学知识和文学批评理论等文学场域之中达成的一种动态性共识的范畴。在此场域之中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交往活动,文学话语形式生产和意义赋予以及语境差带来的文学音乐、图像和情感性审美都是对文学语境的具体实践。文学语境的此种具体实践所趋向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就在其自身,正耦合了康德对艺术审美判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思想。     

从康德到鲍德里亚——基于“审美距离”的多维解读

距离概念的提出源于对文本的纯审美关注,古典主义美学家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命题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审美距离理论主要强调主体与文本的一种认知距离.当下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使得对审美距离的阐释不再立足于审美心理与文本接受层面,而是体现为现代个体及其艺术对外在物化现实的审美超越上.在不同的阐释语境中,距离体现并表征着不同的审美文化形态和逻辑.     

美学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先验论美学方法论解析

康德发动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么?科恩的质疑和否定回答使这一已成定论的说法再次成为问题。事实上,正是康德在形而上学领域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才彻底改变了主客体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先验论。也正是先验方法在美学领域的运用,才使康德得以超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从而独立系统地批判主体的审美能力,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扭转了当时西方美学的研究方向,成为"德国古典美学的开山祖"。在当下美学转型的语境中,重温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