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中的新视角

德国翻译学家汉斯·约·费尔梅教授是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一位重要代表。自从７０年代中期以来，费尔梅的理论思想在现代语言学〔实用语言学、语言行为论、话语语言学〕及文学研究理论中的接受美学的启发和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及至形成了今天的目的论。目的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为中心的框框，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代表着翻译科学今后发展的方向     

浅议文化研究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当代翻译理论日趋凸显出与文化研究逐渐融合的趋势。本文通过探讨文化与文化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又是怎样以其特有的方式来影响当代翻译理论的,从而揭示出:正是近年来文化研究对翻译的逐步影响和渗透,才给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角度和视野。     

奈达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影响概述

奈达被誉为“翻译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他的翻译理论将翻译问题纳入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从而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和翻译技巧。奈达翻译理论思想对中国译学界有划时代的影响力,开创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又一个新纪元。     

浅析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期

本文概要介绍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期的理论发展情况,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浅显的分析,最后对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作了简要评价。     

翻译学中的功能主义--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反映了翻译理论的全面转向,即由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以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目的论认为,译本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三个总体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认知图式理论对文化翻译的启示

翻译正在从语言转换的研究向文化研究靠拢。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 ,通过对文本翻译的具体分析 ,讨论图式理论在文化翻译中的应用。     

法律语言学研究综观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法律语言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们首先概述法律语言学的兴起,总结出国内外界定法律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三种学术观点(即法律属性、语言和法律的关系、法律语言的研究素材三个不同的研究立足点),综述法律语言学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多元的学术视角即综合运用修辞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厘清国内外法律语言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语料和研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最后,从法律语言学的理论建构、研究方法、实践与应用等方面展望中国法律语言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法律语言学综观研究旨在帮助国内法律语言研究者和语言学学者了解法律语言的研究状况,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法律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加速我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步伐.     

山东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经多年发展,山东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已经形成自身特色。(一)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早,学科特色突出、覆盖面较广。通过理论与文化及文学传统的结合,注     

翻译对晚清文学观念的重构

翻译活动在晚清文学观念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章首先以翻译中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在晚清(1894-1911)这一段历史时期,文学体系内出现了翻译文学得以繁荣的两个条件;接着结合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成果和传播学中的"文化增殖理论"来分析当时的翻译活动如何构建晚清的新知识结构,并说明了这种新侣知识结构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知识主体并重构了他们的价值体系和分析事物的方法,特别表现在文学创作方法的创新,文学评论方式和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开始向文化转型,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八十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一方面,由于翻译与女性有着同样的遭遇,在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人们惯常用性别话语来描述翻译,将翻译女性化,翻译文献中因而含有大量的性别歧视语言。这些性别歧视涉及三个方面:描述原作与译作关系的性别隐喻、描述翻译过程的性别话语以及译语使用上的性别问题。另一方面,翻译是女性进入文学界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途径。     

张力：在文学与文化之间——2011年文艺学前沿研究报告

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覆盖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大界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的全球化、视觉文化、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等诸多论域,均有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使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多层级的深入与科际之间的互动。文化研究丰富、扩大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突破、超越了文艺学既定的学术体制,但是,作为一种＂后学科＂,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努力,文化只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文化研究不可能完全取代文学研究。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上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对研究者而言仍是任重道远。     

现代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概况

中国和印度国土毗邻,大约在公元一、二世纪佛教传入我国后,两国就开始了不断的文化交流。通过中印两国使者、僧侣的互相交往,我国对古代印度文化的研究,到公元六世纪唐玄奘去印度取经时达到了高潮。但当时的研究只局限于宗教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哲学、语言学方面,对于内容极其丰富的、卷帙浩繁的文学文献则介绍不多。本文仅就“五四”运动前后直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学者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和梵语文献翻译的概况作一简单介     

张喜华

张喜华1969年生,湖南南县人,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大学英语研究会理事、全国外语院校大学外语教学协作会常务副会长等。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跨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主持省部级项目《跨文化交际中的东方主义》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中国题材英语作品的跨文化研究》。出版教材7部、专著《跨文化视野中希尔作品研究》和译著《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等。先后在《外国文学研     

中德警示语的篇章性对比研究

本文在篇章语言学篇章性标准的理论框架下试图对中德警示语篇章性特征进行分析与探讨,旨在从篇章语言学角度为翻译中德警示语的工作提供参考,使译者能够准确判定中德警示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色。通过研究发现,中德警示语主要分为交通、生活和商业三大类,其在语体特征以及衔接、连贯、意图性、信息性和场景性等篇章性特征上存在明显异同。     

文体学视角下的张爱玲小说翻译——以《The Golden Cangue》为例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到90年代,张爱玲的翻译家身份得到认同和重视,随之而起的张爱玲翻译研究也进入学术界视野。她的成名作《金锁记》历经翻译、改写,现存四个版本,是翻译学界的独特现象。在翻译界,语言学文体学已经和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相结合,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当中应用广泛。本文将选取从《金锁记》到其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为研究分析对象,采用Leech和Short的语言学及文体学衡量标准,分析在语音和词汇两个层面两个版本前景化的风格表达。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张爱玲译文的优点和弱点。即使译文中有不到之处,张爱玲依然是翻译《金锁记》的很好译者。同时,本研究也在语言学文体学应用于翻译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翻译与差异性: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随着现代哲学尤其是解释学、解构理论、分析哲学的发展,翻译作为哲学研究的话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而从翻译的角度切入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也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对于翻译中出现的差异性,不仅要考虑其语言学的维度,也要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其政治及文化语境的影响。     

跨学科、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跨科学、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论梁实秋译莎的文化意义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其＂述中之作＂的翻译原则发展了孔子＂述而不作＂的诗学理论;梁实秋译莎构建了20世纪中国＂多元＂文学话语,是＂文化软实力＂的标志之一;他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拓宽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思路;梁实秋译莎提升了中国现代戏剧思想内容的高尚性。     

同伴教育研究评述

近年来，同伴教育方法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并逐渐将社会工作与同伴教育相结合应用于药物滥用、艾滋病预防等领域。笔者从同伴教育理论、实践操作及效果评估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同伴教育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在同伴教育的内涵界定、实施形式、理论依据、实践模式以及实施效果等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地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学术界应加强本土同伴教育的实证研究、纵深研究以及理论文化研究，拓展和深化同伴教育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