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禅语言观与中国诗性精神之诞生

在中国哲学关于语言的探险中,没有谁比道家和禅宗走得更远.本体之道和佛法大意的不可说,使沉默的价值得到彰显.但这种沉默并不是彻底放弃语言,而是企图最大限度地拓展其能指的边界,以实现对道境或禅境的逼近.但是,就这种语言探险的绩效而论,它给人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思想的残局.在此,知识与真理、语言与对象之问的距离与其说被充分拉近,倒不如说使两者的分际变得更加明晰.道禅的语言之思,给人昭示的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只可能是一种"一言难尽"的诗意图景.诗性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诗经》创作精神双重性浅探

作为文学创作艺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诗经>中都有明显体现.<诗经>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创作中就要采用现实主义精神真实的反映社会.同时作者歌颂、赞颂一些美好事物,或者幻想美好未来,就要采用浪漫主义精神抒发情感.这两种创作精神结合,构成了<诗经>创作艺术的完美体现.而这种两种创作精神是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的,进步性:现实主义精神让人们真实的感知历史真实.浪漫主义精神激发人们对美好未来和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描绘理想的生活蓝图.两类艺术精神结合还可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使得人们对天帝、鬼神,不再盲目崇信.局限性:两类艺术精神结合得不够完善,而浪漫主义精神体现得软弱、模糊、不鲜明.     

诗性的批评与批评的诗性——简评王仲生的文学批评

王仲生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批评一直关注、追踪着当代文坛发展演变的轨迹,尤其是陕西作家在小说、散文领域的创作迹象.他的批评活动无疑成为推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力量.其批评文本既不乏深刻的理论思考,又呈现出独特的诗性特征.正是这种诗性的批评使他与其他的批评者拉开了距离.     

诗性智慧的重溯与回归——儿童诗性智慧及其教育涵养

诗性智慧是人良善本性的自然涌现,其中富含积极而崇高的精神意境.诗性智慧既是原初智慧,也是从古至今人们不遗余力描摹和追随的理想智慧样态.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诗性智慧的正名和加持.缺乏诗性智慧的滋养,人的生存与发展会格外死寂沉闷;离开诗性智慧的润泽,人失却作为万物之灵的根底和源泉.理性有余而诗性不足的现代人既是诗性智慧消逝的推动力,又不断承受着自身行为导致的残酷后果.儿童作为最具诗性智慧的人,是人们自我关照的镜子,可为人们重塑和回归诗性智慧提供参照与镜鉴.在注重产出和收益的理性时代倡导诗性智慧并非站在理性的对立面,而是旨在以诗性智慧查补理性智慧的缺漏,为人们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指导.     

现代性与中国的诗性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中国五四以后的3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发生了两次浪漫主义思潮.由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决定了中国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神性浪漫主义.而是一种诗性浪漫主义.它具有现实关怀、写实风格、明朗健康的情绪、平民精神等特性.     

“在路上”：流动的诗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散文研究

以张承志、周涛、马丽华的创作为代表的西部散文因主体精神的张扬而具有一种内在、动态的诗性魅力。他们的散文中主体"在路上"的精神求索及其折射出的动态的生命历史感与个性化的超越追求是其诗性的内蕴;同时,西部散文独语式的、流动的文体结构也体现出对主体精神、心灵史的强调。     

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在贺敬之近七十年的创作道路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大体表现出结合状态,就整体而言,更多地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他立足民族的土壤,置身于世界范围内的“底层潮流”,在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思想和感情相融合前提下的主体性张扬;以“大我”主导审美倾向,努力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抒情形象;熔过去、现在、未来于一炉,并且倾向于未来的思情取向,等等,都表明他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歌者。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是两种基本的文学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个从西方引进的重要文论术语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研究中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但在使用过程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本身的含义已经变得含混不清,它们经常被作为静态的概念来运用,被视为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或传统精神,进而被认为是从古就有的两种文艺思潮,而忽视了它们是历史性的范畴,也有一个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为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的一个历史中介和一个过渡环节,只有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完整把握它们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地位。     

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文学形态——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

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平民。游士议政诗歌具有士大夫般的忧时忧国情怀,却因为过于激烈直白而被质疑为卖直钓名、粗豪亢厉之作;游士诗歌力求风雅,却被视作矫语高蹈的伪风雅;游士诗歌情调语调通俗,却与平民赏爱的话本、杂剧、南戏尚有一点距离,无法被庶民百姓广泛接受。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是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也是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了临界点的标本。     

中国现代文学贵族精神的缺失与平民主义的偏向

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两种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文学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贵族文学传统薄弱,平民文学传统深厚。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平民文学,推翻贵族文学,产生了平民主义的偏向。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进一步提倡大众化,形成了“普罗”文学、工农兵文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今,通俗文学又形成了绝对的统治。平民主义导致中国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超越性的缺失以及低俗性,这个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简论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既不是"科技理性",也不是"交往实践",而是着力培养国人的独立人格,张扬国人的主体性。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当今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而要把握、培育这种时代精神就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从人们心灵深处清除封建主义遗毒。     

试析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之异同

人类的物质进步 ,总离不开精神进步这一重要层面 ,更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个人、民族 ,乃至整个人类的清醒、自觉的批判 ,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便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而鲁迅冲破了东西文化的隔膜 ,体现出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和丰富     

《呼兰河传》:纯美的大荒诗魂

对萧红最重要的代表作《呼兰河传》的文体定性后,从四个方面表述其作为诗化小说的特点,即:诗的纯净、诗的风情、诗的意境、诗的律动。童心美使作品充满了童真、童趣;地域性给作品敷上了特异的文化色彩;丹青妙笔绘出了北国风光;复唱、用韵等又奏出了咏叹调。这一切构成了一首归返精神家园的史诗。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