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郑和七航经略海洋国土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七下西洋600周年的首次启航纪念日。本文通过回顾东西方航海史,深入地分析了各自的航海动机、目的、意义及其影响,指出郑和远航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并从海权、经略海洋的角度出发,指出在人们对郑和航海壮举和推动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和平友好交往等光辉业绩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时,应更加认识到当今中国和世界都需要弘扬郑和精神中国需要弘扬郑和精神,经略海洋,推进民族复兴;世界需要弘扬郑和精神,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斯里兰卡的郑和布施碑

郑和(公元1371年～约公元1434年)是我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他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七下西洋,访问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交通史上的一段佳话广为流传。关于郑和及郑和七下西洋的事迹,中外学者有过许多论著,这里就不     

马六甲海峡崛起的历史逻辑——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考实

历史上的马六甲海峡名不见经传。国际上习惯以马六甲称呼该海峡,是以海峡得名于著名国际贸易港口马六甲(Melaka,原称Malacca),即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马六甲市。马六甲是满剌加的音译,由满剌加衍变而来,是海峡专有称呼,始自15世纪初满剌加王国的兴起,并逐渐形成重要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满剌加王国兴起与海峡崛起密不可分,海峡崛起与郑和七下西洋有着紧密联系。迄今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达满剌加,也就是从第三次下西洋算起,这一问题因《明实录》失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出发时间,同时也失载首次前往满剌加赍诏封王的使臣之名,形成悬案一直没有解决。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满剌加,确定为七次,需要进行全面考证,以彰显海峡的重要。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消除了海峡的海盗问题,为海峡安全建立保障,对于海峡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我们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不仅是在追踪明代中国揭开人类大航海序幕的轨迹,还涉及如何看待和理解全球史的重大问题。郑和下西洋如何改变了世界?对此可以从满剌加海峡的崛起来理解。     

浅析中国海权发展的若干问题

海权的争夺在世界历史和大国的地缘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海权对于中国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海洋从未有过如此紧密的联系。本文以中国海洋意识薄弱的根源与负面影响及现代海洋意识的发展为切入点,在解读西方海权思想和中国学术界对海权认识的基础上,从海权的构成与运作两大体系的层面阐述笔者对现代意义上海权思想的理解,最后从中国海权战略定位的角度对中国发展海权的问题进行一定的思考。     

郑和与锡兰

我国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在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访问了当时亚洲和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促进当时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几百年来,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与亚非各国交通史上的一段佳话,一直流传不衰,时至今日,在我们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还常常提起。     

从意向现象学到生存现象学——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差异

胡塞尔的现象学把意识看作是最核心的课题加以研究,他求助于先验意识的主体来看待这个世界,希望意识也能像数学那样显现出缜密的科学性。胡塞尔的视域构成突破了二元建构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力图建立一种原初意识的本体论,但是由于这种意向性和视域构成是建立在先验意识和超验主观性的基础之上的,就难免有绝对主观主义的嫌疑。海德格尔正是抓住胡塞尔的这一弱点,把意蕴和世界的展开建基于生存,而非超验的意识之上。为了与胡塞尔的“意向性”相区别,海德格尔提出了“操劳”这一概念,它指的是日常在世的我们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     

中国海权内涵探讨

本文在西方和中国对“海权”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自身海洋状况,对中国“海权”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探讨。从而得出,由于建立在法权基础上的海洋权益存在着现实困境,仅认为中国海权等于海洋权益是不够的,分析中国“海权”应有中国视角。中国特色的“海权”应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海洋实力(海洋硬实力和海洋软实力)、海洋权益(海洋权利和外围海洋权益)和海洋权力(海洋硬权力和海洋软权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海洋实力是前提,海洋权益是目的,海洋权力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海权三要素”的内在关系,并对海洋权力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阐述。     

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路,总结中国—东南亚各国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总结明朝建立起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价值主体的统治秩序,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当前美日两国的东南亚政策与我国明朝的对外关系之比较,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本文认为,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然"行之不远",中国需要建立起一套对南海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历史经验的告诫。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对外关系之再认识

研究郑和下西洋及明代的对外政策,首先必须从已有的史料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资料作小心求证,得出的结论方能令人信服。明代对外政策的成功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以“王道”和“公平”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二是输出文明而不占有他国领土,三是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提供坚强后盾。这应成为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式。     

南海区域秩序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基于海权视角的认知

南海区域秩序是指以南海的海洋秩序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是南海地区各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共同价值目标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南海之前,南海地区已于中国明代前期形成了共同发展、和睦友好与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基于西方海权观的殖民侵略者却解构了这种秩序,但只是"解"了而没能重"建"。直到今天,南海区域仍处于海洋霸权与海洋主权争端并存下的"无序"乱局中。这表明西方传统海权观有本质上的历史局限性,重构南海区域秩序需要新型海权观。在这方面,中国的和谐海洋理念与强大的经济、海上力量使得中国主导重构南海区域秩序成为必然。为此,中国必须努力促成南海各争端方搁置主权争议,实现共同开发。     

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历史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它既摒弃了对人类发展虚无主义式的否定,也扬弃了现代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发展主义同以“物”为尺度的异化发展道路,在以人为本、推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程中探索构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实现人类存在方式的伟大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明确当代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未来图景,而且其历史价值更加深刻地蕴涵在人类应当选择何种存在方式这一思想高度之上。     

论陆海复合型国家发展海权的两难困境——欧洲经验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启示

海权论认为,世界大国持续繁荣与安全的关键在于对海洋的掌控,而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濒海国家发展海权将不得不面对其地缘政治条件的缺陷带来的诸多两难困境。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与海上力量相对不足的不平衡状态,对发展海权的需求增大。中国要发展的海权是基于国家主权与国际海洋法基础上的合法海权,而不是近代西方列强追求的全球性霸权海权。陆海复合型国家面对的同时发展海权与陆权的两难困境．为中国的海权发展带来启示。     

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

近代东西方国家面对海洋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对此西方学术界多从文化传统、经济动机、政治制度等角度加以解释.对于海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认为,世界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资本扩张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海权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对于如何科学看待海权与大国崛起的关系,本文认为,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     

郑和访问满剌加次数考证及评价——历史与环境分析的个案

郑和下西洋期间究竟几次访问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这一直是郑和研究中具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对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明太宗实录》和《郑和航海图》等历史文献及太仓《通番事迹碑》、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等碑刻记载的比较,并结合马六甲海峡地理特征、季风活动规律和郑和船队航线、航程的考察,本文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曾到访过满剌加国,最早抵达满剌加的时间应是明永乐四年(1406)一二月间。本文同时认为郑和到访满剌加的次数不仅反映了满剌加在下西洋过程的航海地位,而且对于明朝经略马六甲海峡地区,掌握东南亚地缘战略的主动权,促进满剌加国国际化转型起到了杠杆和催化剂的作用。     

编委新作推介

全书分五部分，呈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结构。第一部分直切正题，以“中国海权”概念为全书论述展开的起点；第二、三、四部分从历史纵座标和现实横座标论述中国海权的定位，从中可看出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五部分回扣“中国海权”正题，提出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构想。附录选取了作者的一篇讲演和一篇对作者的学术专访。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郑和与南亚

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交往很早,有的始于汉唐,有的起始于宋元,大多为通商或旅行家者的游历。国家之间正式遣使以明代为最盛。明朝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到南亚各国,南亚诸国也不断遣使来华,加强了互相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一郑和原姓马,生于洪武四年(公元一三七一),卒于宣德九年(公元一四三四年)。他是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人。他的先世为西域人(即元代所谓的色目人),元军入云南后迁入昆阳定居为民。据晋宁县昆阳公社月山马哈只碑文载,郑和的曾祖父名拜颜(伯颜),曾祖母     

简论清代海防观念的缺失

清代建国伊始,海防观念的缺失和海权意识的薄弱就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禁海迁界,毁船内缩,使清朝放弃了进取、主动的海洋战略与海防策略,在借助海洋而咄咄逼人的西方侵略者面前,被动挨打;以禁为防,使中华帝国在西方海权意识蓬勃发展,海外殖民活动如火如荼的重要时期远离了海洋,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重陆轻海,使清朝坐失良机,自酿苦果,形成了有海无防、有海难防的局面.海防观念严重缺失,海权意识极为淡漠,使得陆权也难以维护,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     

评“心理历史”分析——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的一种倾向

“心理历史”分析是国外中国学学者企图从心理机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发生、发展进行研究的一种手段,它曾流行于七、八十年代。这种分析手段源自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带有现代历史学的浓烈色彩。本文分析了这种手段的非理性主义的实质,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形式主义;揭示了它的根本弊病在于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本文并从方法论的视角,论述了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方法和途径。     

“大学精神”的理性反思与大学教育目的的深度澄明——从现代性社会与现代公民的德性人格生成的角度

教育目的是一个国家教育的总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活动在实现各种具体教育目标时的终极性追求,它同时也是一种教育模式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教育活动中的“哲学”,它体现着教育的理性。现代性社会需要具备公共性精神与优良人格品位的人,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建立起现代性文明、健康、公正和合理的公民社会。但从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制度安排与教育实践来看,与这种要求显然存在较大差距。现代大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了的公民教育,即“公众教育”,是指全社会都参与到新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实践中来,其核心是对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教育,使其具有公民的人格意识、责任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纳税人意识、规则意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