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壶春》作者考

元代杂剧作家武汉臣,现存作品三种。除《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之外,其他两种:《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和《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均不是武汉臣所作,纯属《元曲选》编者臧晋叔张冠李戴。《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不是武汉臣作的理由见拙作《(生金阁)并非武汉臣所作》(载《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现将《李素兰风月玉壶春》非武汉臣所作的理由论述如下。     

谈谈元杂剧中的冤鬼复仇问题

与历代剧作相比,元杂剧描写冤鬼复仇的剧作在数量上是很可观的。本文仅以明人藏晋叔选编的《元曲选》中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硃砂担滴水浮沤记》、《叮叮当当盆儿鬼》、《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等六种杂剧,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冤鬼形成的原因,冤鬼复仇的方式、特征、意义进行探讨,力图揭示元杂剧复仇鬼魂的艺术形象和社会教育作用。     

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关系及价值研究

《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都是以智慧断案为核心,在情节设置、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存在相似性,这是因为小说与民间故事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即民间故事为小说创作提供素材来源,而小说中的内容又会转变为民间故事。研究这种关系的价值,至少体现在有利于小说中故事源流考证、有利于民间故事类型判定,同时也可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包公与清官

一说到清官,人们自然会想到包公,于是戏剧舞台上那个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威风凛凛的“包黑头”就会出现在眼前。这是因为,包公的故事、戏剧在人们中间流传太广和人们结下深厚感情的缘故。包公故事、戏剧的流传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出现于宋代,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包公的故事和戏剧也越来越发展了,在现存的《元曲选》一百种中,包公戏竞占了十种之多,明朝的《龙图公案》就有六十三个关于包公公案的故     

合同文字：从宋话本到元杂剧

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重写,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构成杂剧重写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一些细节和场面设计很好地刻画了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     

包公也断“葫芦案”——法治视野下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作为中国古代清官形象代表,包公是完美无缺的正义化身,在中国司法文化中,包公早已被神化.然而,如果以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样本,在现代法治视野下评判包公,我们会发现不仅《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这位葫芦僧会判葫芦案,身为清官的包公也同样封建迷信十足,他为了所谓的结果正义,在断案中有罪推定,并不惜刑讯逼供,最终导演一场包庇凶犯、枉法裁判的葫芦案.中国司法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清官情节,但司法公正并不仰仗清官,其根植于法治而非人治.     

漫话侦探小说

言及侦探小说,中国亦有之。譬如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包公案故事,从元代舞台上包公断案的杂剧到明人辑录的《龙图公案》一百则,其情节便几近于侦探性质了。还有描写康熙年间名臣施仕伦断案的《施公案》,也涉及不少侦探推理情节,而且形式上成为长篇小说,不再像《包公案》仅是短故事的辑成。(按:古代公案小说中还有《彭公案》、《海公案》等作品,但多为传记性质,又     

包公现象的成因与故事叙事模式

包公,作为历史上的公众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社会现象。 历史人物如果不活在后代人的心中,那是真正地死去了。包公,却跨越丁重重的历史门槛,一直成为小民崇敬的对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现象还将继续存在。左修职郎充庐州州学教授括苍吴祗若,于绍兴二十七年九月望日书道:“孝肃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包拯集》第149页)。《癸辛杂志》云:“开封府题名,独包孝肃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宋人轶事汇编》第415页)至今,各种民间传说、文艺创作、戏剧     

帝王家的家务事

杨家将的故事,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它是流传于民间的英雄传奇。杨家将戏与三国戏、水浒戏、包公戏一起构成了中国戏剧的四大板块。就拿京剧来说吧,传统老戏中有《佘赛花》《李陵碑》《清官册》《洪羊洞》《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等,新编历史戏中有《状元媒》《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论宋代山水画及题山水画诗中尚意观的形成

尚意的美学思潮,遍及于宋代诗歌与绘画领域,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课题.山水画及其题诗由唐代尚"真"到宋代尚"意"观念的演变,自中唐开始,而在晚唐五代趋于完成,至宋代,"意"被文人奉为创作的圭臬.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

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唐前田园诗创作概观

唐前田园诗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诗经》时代,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虽然唐前田园诗的创作还未形成气候,但已在题材内容、主题内涵方面确立了基本的表现范围;在创作方法、艺术表现上,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为唐代田园诗的繁荣、发展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隋朝畜牧成毁初探

唐初得隋马三千的记载,不但不能概括隋朝畜牧业的总成绩,还给人一种隋马稀少的印象。其实,隋朝畜牧业曾经盛极一时,既存在着一批规模很大的官牧监,也具备浓厚的民间畜牧风气。隋朝官牧监的经营由盛转衰的原因,值得反思之处很多,过分征用马畜致使牧源枯竭,畜牧资源配置不当,战乱频繁破坏了畜牧业生产所赖以存在的安定环境,最终导致隋代畜牧业的大衰退,却为唐朝监牧的发展准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