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珍贵的藏文史籍——《汉藏史集》

国内外史学界很早就开始注意并引用藏文史籍,著名的藏文古籍如《红史》、《青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如意宝树史》、《蒙古喇嘛教史》、等等已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学者所必不可少的史料性著作,在许多地方弥补了汉文、蒙文材料的不足,使当时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地显露在人们面前。但有一部对研究蒙元时代西藏历史极有     

宗喀巴《中观广释》试析

宗喀巴是我国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藏传佛教的集大成者。他所进行的整饬宗教和创立的格鲁派佛教,不仅对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有重大影响,而且还传播到其它地区。宗喀巴一生从青海到西藏刻苦钻研显密经论,著书立说,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全是用藏文写成的,目前见到的汉文译本还很少。他著的《中论广释》是依据印度佛教后期中观随应破派(应成派)佛护、月称的     

研究西藏历史的重大成果——读《西藏通史》

正《西藏通史》~①正式出版了,可喜可贺!这部历时14年、由近百位藏学家和各领域专家共同完成的巨著,不仅是首部完整、全面、系统阐述西藏历史的通史著作,亦是进入新世纪后能够代表我国民族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在以下两个方面,该著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一是摈弃西藏历史上的唯心史观与有神论思想,充分发掘、正确诠释包括汉文、藏文在内的大量史     

诗学概要明镜——《诗镜》简介

《修词论著诗镜》是印度一位名叫旦志(一译檀丁)或称执杖者的诗学家所写的一部著作。自从公元十三世纪即藏历第五绕迥丁卯年由匈译师多杰坚参译为藏文后,至今已在藏族地区流行了七个多世纪。在这部著作译为藏文之前不久,萨班大师贡呷坚参在他所著的《智者入门》一书里,已经结合藏文诗写作的需要将该著作中的一部分译为藏文,并做了简要注释。这是否可以认为在西藏原本没有自己民族风格的藏文诗呢?不能     

藏蒙《云使》译本比较研究

古代印度古典梵语名诗《云使》先后由藏文、汉文和英文译本转译成了蒙古文。其中,由藏文转译而来的译本时间早、数量多(两个全译本和一个六诗节的译文),有古代译本(18世纪)也有现代译本(20世纪),有集体翻译也有个人翻译,在印藏蒙古文学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文章在《云使》蒙古文译本、藏文译本和梵文原本之间详细对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梳理分析了从藏文转译的《云使》蒙古文译本整体面貌以及各自的翻译得失,进而探讨藏蒙文学关系中的翻译问题。     

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

玉树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部,与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接壤。距自治州首府结古镇南约20公里处,有一条贝纳沟。沟深约3公里处的北麓崖壁上,镌有九尊形制特殊的浮雕佛像,并建有殿宇一座,被称为文成公主庙或大日如来佛堂(见封二图版一)。在佛像两旁的崖壁上,勒有兰查体古藏文和汉文佛经,相传是吐蕃大臣吞     

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与影响

有关禅宗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保存在敦煌汉藏文献中,如汉文《顿悟大乘正理决》,藏文P.T.116、P.T.823等卷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多有研究.除敦煌文献外,后期的藏文佛教史著对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也有涉及.但大部分著作认为禅宗的宗旨与正统佛教不相符合,只有《五部遗教》等宁玛派典籍对禅宗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收录有禅宗的原始材料.鉴此,《五部遗教》对于研究汉藏佛教关系史及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历史极有参考价值.     

汉藏英对照西藏地名(续)

汉藏英对照西藏地名(续)@王远大@杰敦此《地名表》所根据的藏文和汉字文地图和资料,有以下几种： 1,西藏自治区测绘局1978年月1月出版的《西藏政区图》及《西藏地形图》的汉文版和藏文版2,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3,西藏测绘局和西藏军区合编的《西藏地名资料简编》等。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

有关禅宗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保存在敦煌汉藏文献中，如汉文《顿悟大乘正理决》，藏文Ｐ．Ｔ．１１６、Ｐ．Ｔ．８２３等卷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多有研究。除敦煌文献外，后期的藏文佛教史著对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也有涉及。但大部分著作认为禅宗的宗旨与正统佛教不相符合，只有《五部遗教》等宁玛派典籍对禅宗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收录有禅宗的原始材料。鉴此，《五部遗教》对于研究汉藏佛教关系史及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历史极有参考价值。一、关于《五部遗教》《五部遗教》属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文献，传说是由莲花生大师等人秘密伏藏的，几百…     

《茶酒论》与《茶酒仙女》的比较研究

《敦煌变文集》中有一篇《茶酒论》,藏文中有一本《茶酒仙女》(ja chang lha movi bstan bcos),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篇名为什么如此雷同呢?它们的内容是否相近或相同呢?如果内容相近或相同,那么是否可以推断敦煌俗文学对藏族文学有过影响?是否可以推断早在北宋初年敦煌的汉文卷子在卫藏流传过?我带着这些问题,对汉文的《茶酒论》和藏文的《茶酒仙女》进行了仔细的比较。一、内容的比较汉文的《茶酒论》有几种手抄卷子和大批敦煌石室藏书一样,在幽闭的莫高窟藏经洞中沉睡了一千多年,直至本世纪初才发现。《茶酒论》篇首署名“乡贡进仕王敷撰”,篇后注明“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行)院弟子阎海真手抄”。可见这篇通俗的文学作品出自文人的手笔,而且北宋初年在行院里演唱的。     

吐蕃历代后妃记略

由于敦煌、新疆发现古藏文写卷、木简等吐蕃时代的史料,加之对中世纪的藏文历史著作以及汉文文献的综合研究,使得人们对吐蕃王朝的社会情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各项制度的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本文打算从接触到的一些藏文史料,就吐蕃王朝社会     

藏汉签谱《箭卦签诗预言》与《仙姑洞灵签》之比较

清代,随着关帝信仰文化以格萨尔崇拜的形式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与此相关的汉族地区文化现象如抽签算卦等也在藏族地区开始盛行,在西藏一些庙宇内出现了同时使用藏文签谱与汉文签谱进行抽签算卦的藏传佛教宗教仪轨,甚至在部分藏传佛教寺庙神殿内出现了直接由藏文创作的签谱。文章对西藏拉萨功德林寺白度母殿藏文签谱《箭卦签诗预言》和雁荡山仙姑洞汉文签谱《仙姑洞灵签》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类似的典故和签诗体现了藏汉文化相互通融、同住共存的文化现象。     

《中国藏学史料丛刊》刊印缘起

《中国藏学史料丛刊》是一部多卷本的藏学汉文资料汇编。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藏学出版社整理刊印藏学史料,以藏文文献为主兼及其他民族文字的藏事文献,正在陆续编辑出版的有校勘本《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五明精选     

藏文vbreLsgra(属格)新探

自藏文文法问世以来,历代藏文语言学家对藏文结构助词的研究进展不大,对结构助词vbrelsgra的研究也不例外。公元六五三年图弥三菩札的《文法之根本》(symrtags kyi rtsaba),一八九一年色多的《色多文法》(gsertog sumrtags),一九○一年央坚初拜多吉的《三十颂简释》(sumcupavi snyingpo legsbshad ljonpavi dbongpo),对vbrelsgra都未作归类分析。一八六六年夏迦格龙达玛巴札的《司都文法》(vgrelpa situvi zhallung),将vbrelsgra分为两类,即依者与所依(rten dang brenpa),干与支(yanlag dang yanlagcan);一九八○年才旦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览(二)

藏族古籍。藏文古籍除佛教经典和《甘珠尔》、《丹珠尔》外,已经出版的还有记载藏族历史的珍贵古籍《巴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西藏王统记》、《红史》和《西藏王臣记》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医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在藏文古籍《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喇嘛)、《青史》(桂译师宣奴史见)中记载了西藏农奴制的兴盛过程。为研究西藏社会历史以及我国古代普遍存在过的农奴制社会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实据。蒙古族古籍。中国蒙古族的三大重要历史著作《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原名《宝贝史纲》),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化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藏文文献的历史性发展及其启示

藏文文献,源远流长。从创制藏文揭开文献历史的序幕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了13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藏族社会涌现了不少知名的著作家和翻译家。他们适应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藏文,翻译创作、著书立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史上藏文文献发展的成绩是光辉灿烂的。但是,就相同的一段时间而言,值得称     

格萨尔历史溯源

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研究中,格萨尔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直是众多学者所争论的问题.而且,在藏文史书中,对格萨尔又有几种不同的称谓.为了寻根究底,追溯历史依据,笔者查阅了手头仅有的部分藏文历史著作.现将其中有关格萨尔的记载摘录出来,供大家作为研究的资料,同时也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分析.一、藏文史籍中的格萨尔1、敦煌藏文历史残卷中的格萨尔     

藏族古籍《红史》评介

藏文史籍《红史》全名为《Deb ther dmar po rnams kyidang Po hu lan deb thervdi bzhugs So》,简称为《Deb ther dmar po》意为《红色的史书》,是一部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历史著作。《红史》的作者名蔡巴·贡嘎多杰(tshal Pa kUll dgay rdo rje 1309—1364年),出身于蔡巴万户世袭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仲钦默兰多杰(drung chen smon lam rdo rje),从20岁至33岁期间任蔡巴万户长。蔡巴·贡嘎多杰是仲软默兰多杰的长子,5岁时就开始读写经书,以精通蔡巴噶举教派的教法和经论著名。15岁时(公元13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