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罪犯权利论纲

罪犯权利的根据有二一是基于人权而确认的罪犯权利;二是基于刑罚的目的而赋予的罪犯权利.刑罚权与罪犯权利在性质上相互对立,在限度上此消彼长,在内容上相互制约,两者又都根植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罪犯权利存在着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状态,罪犯权利的发展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从应然向实然逐渐转化的过程.     

我国罪犯私权利的保障问题

罪犯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或限制,但其私权利常常被忽视。文章从三个案例中透视中国罪犯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完善罪犯私权利保障的对策。     

女性罪犯社区矫正模式论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兴刑罚执行方式,在推动中国刑罚执行制度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为女性罪犯的矫正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女性罪犯改造已经与社区矫正模式衔接,但是由于女性犯罪动机类型的不同,在社区矫正中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原女性罪犯改造模式与社区矫正模式整合,是女性罪犯社区矫正模式发展和完善的最佳途径。     

我国罪犯私权利的保障问题

罪犯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或限制，但其私权利常常被忽视。文章从三个案例中透视中国罪犯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完善罪犯私权利保障的对策。     

在押罪犯生育权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权实现了从身份权到人格权的转变.作为一项人格权,人人享有生育权,在押罪犯也不例外.我国法律对在押罪犯的生育权规定一片空白,实践中在押罪犯的生育权基本上无法得到实现.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在全国上下关注在押罪犯人权保障的潮流背景之下,探究罪犯生育权的法理、立法和技术层面的支撑,以及实现罪犯生育权的制度设计,以期能够对立法、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试论我国罪犯人权

刑事程序中服刑人的权利问题，正为世界各国所注目。1992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作为《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后续文件。这既是对我国劳改工作的充分肯定，又是对我们工作的全面检验和有力的推动。“白皮书”的发表不仅引起国内外公众的广泛注意，更引起罪犯及其家属的深切关注。‘它皮书”的内容涉及罪犯的法定权利和改造生活的各个方面，关系到罪犯的切身利益，尤其在罪犯人权方面作了详细阐述。我国历来重视罪犯人权，回顾改造罪犯工作的历程，从苏区“废除司法范围内一切野蛮封建的遗迹”、“对于…     

契约论视角下的罪犯权利

我们可以从新契约论的角度尝试建构一个罪犯权利理论,从这一理论看,罪犯权利的内容和程度的正当性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罪犯是人或公民,而且更是因为现代理性公民在一种公平的最初状态中的共识。形象地说,就是处于“无知之幕”之后的社会契约制订者根据最大最小值平衡的原则认可罪犯应当具有一些基本权利。其中主要包括:受惩罚权、生命权和思想自由权、不受虐待权、申诉控告权和获得基本教育和培训的权利等。     

应当重视毛泽东关于劳动改造罪犯理论的研究

从1951年起,我国大规模地开始了对各类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三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和广泛的赞誉。我国的劳动改造罪犯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当前,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稳定我国的社会秩序,为了进一步开创劳动改造罪犯工作的新局面,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关于劳动改造罪犯理论的研究。 毛泽东同志关于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     

亲情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之提倡——以虐待罪之罪犯处遇为例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这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从轻罪到重罪乃至罪当立即处死的案件都存在着。研究以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境遇为基点展开,考察恢复性司法在中国适用的现实状况,检讨其在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以及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应该推进的场域;提出亲情犯罪的概念与类别,主张恢复性司法应适用于亲情犯罪的罪犯处遇,并以亲情犯罪中的虐待罪作为这一适用的建构进路。     

罪犯自杀的危险因素与自杀机制

自杀一直是人类关注的问题,而对罪犯自杀的研究起步较晚,论文数量较少。西方犯罪学工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影响罪犯自杀危险性的因素,提出了有关罪犯自杀思想、自杀行为产生过程的理论模型,如压力—脆弱模型、聚合优化模型以及生物社会心理模型等。     

现阶段罪犯劳动功能分析

在我国的罪犯改造工作中，对罪犯劳动功能的认识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把罪犯劳动功能主要理解为刑罚执行和罪犯改造；其次是经济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和构建罪犯劳动功能体系．重视罪犯劳动的习艺、行为矫正方面的功能。现阶段过分地强化罪犯劳动的经济功能会影响其他功能的发挥．降低罪犯改造质量。监企分离改革是重建合理的罪犯劳动功能体系的前提和目标，科学合理地适应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罪犯劳动功能体系．对提高罪犯改造的质量和综合效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器官移植与罪犯权利的保护

保护罪犯在器官移植中的权利是当代器官移植所面临的一个复杂的问题。器官移植中应注意保护罪犯的生命健康权、身体权和知情权。     

死缓无期罪犯心理特点及监管改造对策研究

对随机抽取的39名死缓无期罪犯进行瑞文联合型智力测验和艾森克个性测验。结果表明:死缓无期罪犯的智力水平与一般人智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死缓无期罪犯的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得分显著低于一般罪犯的得分,但掩饰性(L)得分显著高于一般罪犯。研究建议:(1)个性稳定性为主要参考指标,结合智力水平和掩饰性对死缓罪犯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三个危险等级,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改造措施;(2)对死缓无期罪犯的监管改造要充分考虑到服刑时间因素和监狱环境因素对罪犯心理的影响,建立罪犯心理档案,定期进行跟踪非常有必要。     

罪犯人权的保障理由及与罪犯义务之关系

罪犯人权的保障理由涉及监狱功能、人权保障、法治建设、政治文明等方面。根据人权与义务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既要保障罪犯人权,又要强调罪犯义务,罪犯人权和罪犯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后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性

通过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分析 ,可以探讨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难题 ,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说 ,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种继续 ,它承继了文化现代性中反抗秩序、统一和理性至上的片面倾向 ,进而使文化的现代性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心理矫正:罪犯再社会化的引擎——以江苏省监狱广谱调查为例

中国罪犯改造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但再犯罪率的攀升,对社会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笔者觉得应该从更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入手,注重加强心理矫正在罪犯改造中终结意义上的思索,也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化是人的终身课题,改造不是万能的,罪犯回归社会后,仍然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安排解决后续问题,否则有可能再度走上犯罪的道路,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论死缓制度的人道性

死缓制度是否具有人道性,是一个抽象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死缓制度人道与否,不能仅仅通过与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对比从而得出肯定的结论,也不能因为其手段严厉而轻易予以否定.衡量死缓制度人道性的标准应为:以民意为视角,判断对罪犯适用死缓能否与犯罪的严重性相称、死缓是否是适合某类罪犯所有的惩罚方式中最轻的一种.目前在我国,从法律、政策、实践等层面予以综合考虑,死缓制度符合民意,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人道性.     

人权视角下的在押罪犯劳动权保障与实现

劳动权是罪犯不可剥夺的一项基本人权。长期以来,我国在押罪犯被强迫劳动,劳动权得不到保障,目前我国在押罪犯的劳动权存在边缘化、义务化,导致人格尊严被侵犯等问题,既影响了刑罚效果,也不利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强调人权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全社会必须转变对在押罪犯劳动活动的义务观念,政府也必须加大投入力度,构建对在押罪犯劳动权保障的制度设计,提高立法层次,同时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切实保障在押罪犯劳动权的实现。     

论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

关于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问题,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理解刑法中关于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定罪量刑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