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蜀汉军队的组成及其来源

蜀汉政权在不同时期,其军事力量的组成有所不同。刘备在荆州及初入蜀时期,主要由荆州兵和东州兵组成。士兵的来源主要由流民和将领部曲组成。其性质属于职业兵。诸葛亮时期及其后,蜀汉兵源主要依靠国家编户的丁壮。这一时期的兵制当为普遍征兵制度。此外,蜀汉政权注意征发人、青羌、斯臾等少数民族为前线常备兵。这一部分军队常以部落或“家”为单位。     

“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刘备去世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可称为＂后刘备时代＂。以刘备精神内化作为政治动力、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旗帜,体现了＂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的基本特征。刘备去世后给蜀汉政权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鉴于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于规划先霸业政权继而指向王业政权的蜀汉政权开辟道路的最高战略纲领——《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成为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东汉末年的荆州与诸葛亮、王肃

东汉末年的荆州,兴起了具有与此前儒教不同特点的新儒教－荆州学。它的形成不仅缘于宋忠、綦毋闿等刘表集团的内部成员,同时也包括了司马徽、庞德公等在野的名士。在这样广泛的交友关系中成立的荆州学到底具有怎样的特征。又是为何诞生于荆州？修习了荆州学的诸葛亮在刘备处仕官,最终在蜀汉建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荆州学又在诸葛亮的思想里占据了怎样的地位？此外,在经学上师承宋忠的王肃对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荆州学是经过了怎样的演变才出现了王肃反郑的现象？     

诸葛亮的若干失误启思

诸葛亮才能卓越,为蜀汉政权的建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人们心目中理想智慧的化身。但其后半生中,存在着在荆州局势决策上严重失误、错估大局,不能审时度势,不善培养人才,不善授权任能,赏罚不明,拒纳谏言等九方面的过失,使得蜀汉政权最先灭亡,可见蜀汉政权"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从《隆中对》看诸葛亮的军事思想

诸葛亮从十七岁列二十七岁在荆州襄阳城郊隆中居住了十年。在此期间他酝酿并提出了一项深刻影响当世,并博得后世赞叹的重大战略: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他向刘备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隆中对》对刘备集团的发展壮大和蜀汉政权的     

三国时期蜀汉地方武装叛乱探究

自刘备集团入蜀至蜀汉亡国,蜀汉统治区域内南部的南蛮之患,西北部的羌、氐进犯,以及州郡贼盗起事、武将举兵反叛。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叛乱此消彼长,即使是在陈寿评价以治戎为长的诸葛亮治蜀期间,依然未曾断绝。从这些武装力量活动的次数上来看,南中地区最为频发,但政权北部地区亦不少,南北部地区在不同时期有显著不同,叛乱中心自南向北转移。这既是因为受到整个时局的影响,也与国家政策的执行有关。此外与同时期割据一方的孙吴政权所面临的地方武装叛乱亦有许多可比之处。凡此种种,有助于进一步展开对三国历史的探究。     

探析刘备遗托的底蕴

刘备经过折而不挠的奋斗,白手起家,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而据其一的格局。当刘蜀政权达到地跨荆、益时,却因操作不当丢失了荆州,使"隆中对策"中钳击中原,进而一统河山的路线图落空了。刘备称帝后,为报关羽之耻而企图恢复荆州,又在夷陵覆军,造成了蜀汉军国力量损失其半的局面。自己也老病不起,于是作了临终安排和遗嘱。笔者认为,刘备遗托意蕴深邃,是根据客观时变而参考的。他深知在自己身后,一统河山是非常玄妙的事,故而把皇权、政权、军权进行了有机分离,对执政理念进行了科学定位,在执政与辅政方面作了合理交待,其目的是为了把现有的国家治理好。若按位操作,蜀汉不会迅速民穷兵疲,仍有富民强国的希望。     

《隆中对》再评价

《隆中对》多被后人用来歌颂其成功之处,但往往忽略了它的几个致命缺陷：荆州、益州的相对隔绝无法做到“跨有荆益”;孙权的东吴集团对荆州有强烈的领土要求,蜀汉既要取得荆州又与孙权和平共处,显然不可能;荆州本来即是一个四面用兵的地方,要在荆州建立北伐曹魏的根据地,比较勉强;蜀汉本来就相对弱小,而诸葛亮却要从益州、荆州两路北伐,分散兵力,不集中力量进攻。因此,可谓成也隆中对,败也隆中对。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人才籍贯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政治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统计学方法来探求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人才籍贯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孙吴和蜀汉的统治者均依靠旧部打天下,旧部和新部结合治理国家。两国的人才依籍贯地缘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执政者对各人才集团的倚重程度并不相同,且随具体情况而有变动。集团与集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不同州郡县的人才在两国中所占的比重很不平衡。孙吴政权大量起用宗室人才,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而蜀汉政权的宗室人才则很少,任用也有限。孙吴人才多来自社会上层豪族,包括北方流寓地主与江东世家大族;而蜀汉人才多是随刘备打天下和治江山的各地豪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孙氏父子与江东世家大族大力合作,虽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总体而言,东吴较好地完成了人才本土化进程;而蜀汉执政者对益州本地人才以打压为主,拉拢为辅,没有实现人才的本土化。     

诸葛亮荆益战略刍议

荆益战略是诸葛亮至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始则进取荆州,窥北控南。继而又占夺西川,卒成帝业。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中原逐鹿,三国纷争,蜀汉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当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诸葛亮若能审时度势,事变策异,主动放弃荆州,退守西川,如此,既可与东吴修好,又能确保刘备集团的锐气,进而全力伐曹,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兴,霸业定成。     

三国争霸,争在夷陵——简论三国时期宜昌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

宜昌,古称"夷陵",乃"楚之西塞"。在汉末三国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是名副其实的"争地",乃三国兵家们拼死争夺的焦点:三国之争,争在荆州,荆州之争,争在夷陵。蜀汉集团的悲剧始于夷陵之失,夷陵成为蜀汉英雄们永远的伤痛。     

马超“督临沮”和“北督临沮”地理位置考辨

马超是蜀汉前期的重要将领,《三国志》记载他曾"督临沮",其都督地位于荆州南郡的临沮县,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北督临沮"位置则应是在雍州武都郡的沮县,蜀汉政权之所以改变马超的督区,首先是为了扼守北通汉中的军事要道——阳平关,其次是能够保障供给,从而实现攻略曹魏陇右地区的战略计划,最后还可以缓解蜀汉内部矛盾,平衡政权中复杂的政治局面。     

孙吴建都与撤都武昌原因探析

赤壁之战后 ,孙权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考虑 ,建都建业。随着孙、刘关系的紧张 ,孙权移都武昌 ,为击败刘备集团、巩固长江上游局势奠定了基础。夷陵之战后 ,孙权为了维持与蜀汉的联盟关系 ,还都于建业。蜀汉灭亡后不久 ,孙皓即从建业移都武昌 ,以增强对北方政权的防御力量 ,然由于江东大族的反对 ,他不得不撤还建业。孙吴两次建都与撤都武昌的事实说明 ,决定孙吴建都地点的是政治、军事因素 ,而不是传统所谓的经济因素     

刘备"三顾茅庐"原因再认识

公元 2 0 7年 ,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请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 ,究其不辞劳苦“三顾茅庐”之原因 ,学术界一直普遍认为是刘备慕名而往。笔者认为 ,诸葛亮的才能固然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而更主要的使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则是徙居荆州十余年的诸葛亮 ,靠着原来的家族关系和自己杰出的交际才能 ,已经成为荆州地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而客居荆州的刘备要想立足于此地并有所发展 ,就必须求得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然而 ,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对刘备是“疑其心、阴御之。”[1](卷三十二 )刘备寄人篱下 ,为了避免刘表生疑 ,他不能够公开直接去求得荆州豪门望族的支持。而客居荆州又与荆州地主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诸葛亮就成为刘备沟通与荆州地主集团联系的最理想人选 ,故而刘备才有“三顾茅庐”之举。     

魏延论

三国时,蜀汉偏隅益州,一流良将屈指可数。立国之初有虎将关、张、马、黄、赵。后期则有凉州上士姜维独撑残局。而魏延则崛起于蜀汉前期、活跃于蜀汉中期。他年轻时率部曲追随刘备,与黄忠一起进军益州、驱逐了刘璋。后旋赴汉中,据守蜀汉北境,确保了蜀国失荆州、平南中时北境无虞,诸葛亮督师北伐,数辟魏延为先锋,延功勋卓著、为蜀将之冠,千古青史自不可湮没他的勇猛建树。     

叙事视角与文化观照下的庞统形象

英年早逝的庞统号称＂凤雏＂,虽然无论是在史传、戏曲还是小说中,他与＂卧龙＂孔明都无法并驾齐驱,但是,在庞统身上寄寓着其他重要的意义：一者他是作为诸葛亮在现实生活中的对比与古今谋士在文学作品中的参照物而存在的;二者他是蜀汉政权甚至是《三国演义》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三者围绕他的描写可以理析出三国故事素材流变的一条脉络。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

汉末三国巴蜀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他们垄断经济、干预政治、武断乡曲;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控制、参与各级统治,并基本垄断文化教育;掌握武装,拥兵自重;彼此联姻,形成宗亲、姻亲交错的关系网。蜀汉政权建国之后,从根本上抑制、打击土著豪族势力,经济上进行掠夺,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锐化。土著豪族发动武装叛乱,威胁蜀汉政权。魏军攻蜀,土著豪族坐山观虎斗,任蜀汉灭亡。     

再论桓楚政权性质 ——以桓玄荆州军事势力为切入点

桓玄代晋是以桓玄为核心的地方利益集团在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下以军事势力为后盾并巧妙的运用政治策略取得成功的,而这个利益集团在军事上主要依赖的是荆州军事力量;就这一点而言,桓玄桓楚政权具有很强的地著性。这股力量是桓氏家族在近半个世纪中培植起来的,桓氏家族掌控荆州军政近半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荆州地方势力相结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桓氏家族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保护者和代表者,荆州地方势力则构成了集团的主体;他们相互支持,寻求共同利益的发展,桓玄代晋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凭借强势军事政治力量趁势向下游建康中枢扩展自己利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