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

近三十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开拓进取的历程,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目前它仍有不足,宪法学的发展首先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近三十年来,“宪政”概念逐渐为我们所接纳,并期待摆脱“民主政治”的伟人论断的影响;在宪政与民主政治、宪政与专政、宪政与民主人权等方面已展开较深入的研讨;在宪政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宪政、财政立宪等也展开了广泛研究。目前,台湾“宪政改革”已进入研究视野,期待这方面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中日宪政初始阶段比论

在近代宪政的初始阶段,中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制定宪法的任务。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审视以往比较研究中关于在近代宪政道路上日本获得了成功而中国遭遇了失败的论断。事实是通过辛亥革命,中国的立宪事业摆脱了跟在日本后面亦步亦趋的状态,走上了新的道路,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日本的明治立宪虽然比较顺利,但是历史证明它并没有取得真正成功。     

清末立宪评论

源于欧美的民主宪政思想是西方列强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后逐渐传入的。从那时起,向西方学习,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清末立宪运动即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它是中国百年立宪史的开端,当年有关宪政的思想观念,制度设计和宪政实践,以及知识界对立宪运动付出的种种努力,对今日中国民主宪政建设仍有积极的意义。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美国政治中的理想契约

美国立宪政治的原则与近代社会契约论有紧密关系。赞成社会契约论模式的自由主义学者往往援引美国宪政的例子来论证现实主义政治的合法性与成功性 ,论证政治不应当诉诸现实之外的其它考虑。但是以R·贝拉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却反对简单的社会契约 ,而提出双层的社会契约 ,指出在美国制度层面的社会契约背后 ,还有更重要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契约。不理解这一契约 ,就无法理解现实社会契约的历史运作 ;不复兴这一内在契约 ,就无法在今天维系制度上的社会契约     

宪政的文化视角——宪政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分析

宪政文化研究必须以那些与西方立宪主义有关的具体政治哲学渊源或者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具体的宪法和法律思想为对象.文化视角下的立宪主义研究,应当遵循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揭示行为模式中最基本的"元心理"结构.所以宪政文化研究应当以对包括哲学形态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观念的研究为切入点,旨在揭示立宪主义的产生和演变中,相对稳定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思维结构是什么,而这样的思维结构又怎样支配具体政治与法律传统的发展,并怎样影响立宪行为模式.     

论肃亲王善耆的立宪实践活动

清末立宪是清政府自救的一次尝试。善耆忠于清王朝,积极推动立宪事业,对一些重要立宪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划,并支持在北京进行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革新人士的意愿和要求,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论封建专制文化对我国民主宪政思想的影响

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主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产生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宪政思想。即便在民主宪政思想广为传播的今天,由于专制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我国公民的民主宪政意识仍很淡薄。对此,必须坚决清除封建专制文化的糟粕,吸取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并创造一切条件,推动我国民主宪政建设。     

区域集团的宪政之路——东盟宪章与欧盟宪法的比较研究

立宪并确立法律实体地位是区域集团走向宪政之路的重要标志,其蕴含着双重意义:区域集团通过立宪来捍卫地区一体化的成果;通过立宪来完善区域集团的权力机制建设.欧盟宪法和东盟宪章的出台是区域集团宪政之路的突出反映,但是由于两个地区一体化的程度差异,欧盟和东盟的宪政之路则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通过比较分析区域集团的宪政之路有助于认识区域集团的机制发展和未来走向.     

公民政治:宪政的主要实践形式

宪政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民政治。迄今人类社会经历并继续存在三种主要的政治形态:臣民政治、人民政治和公民(市民)政治,但发展趋势是公民政治。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率先实现了向公民政治的转变,它就可能率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价值。作为以人为本的公民政治,它所蕴涵的民主和法治精神既需要宪政作保障,也是宪政生成、发展和成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古今公民政治的文明成果,逐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法律文化与中国的宪政之路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分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的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特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宪政建设不仅要求以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而且要求以宪政观念作为其思想条件。离开广大社会成员良好的宪政观念,“宪政国家”的理想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但宪政之路离不开本国的法律文化环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机构和法律设施的总和,是实现宪政的土壤和根基。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将为宪政提供思想基础。     

中日两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

思想启蒙是指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宣扬近代社会政治主张,以实现人们观念的变革,促进近代政治、经济、文化诸制度确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世界范围来讲,它既包括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国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潮、日本德川前期元禄时代的“学艺复兴”等早期启蒙,也包括法国“18世纪启蒙”、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日本明治初年的启蒙等近代启蒙,还包括一些后进国家当代所进行的启蒙。     

德国国家法哲学:反宪政主义的历史叙说

19世纪的德国近代宪法学是对自然法学民主立宪主义的反动,是为德国君主立宪制进行辩护的实证主义国家法学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康德、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法哲学,不过引入了实证主义方法加以掩饰,并提出国家有机体说和国家法人说等国家法学理论,论证国家主权,强调国家是法秩序的源头,从而否定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限制人权。德国近代宪法学的形式是实证主义,实质是国家主义,是对宪政主义的反动,其影响波及远东国家,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宪政进程。     

关于我国违宪审查制的反思

一、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宪法产生的特殊性在于:它最早并非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而是作为维护专政制度的工具出现的。清朝末年,在世界民主宪政潮流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派端方、载泽、绍英等五大臣出使欧日考察宪政,以图挽救岌岌可危的专制统治。五大臣回国后,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实行宪政有三大好处,一曰外患可弥,二曰内乱渐轻,三曰皇位永固。清政府在一片混乱和匆忙中组织了一个立宪机关——宪政编查馆,然后由这个宪政编查馆草拟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于1908年公布,以9年为预备立宪期限,即在9年后施行,这是一个巩固皇帝无限权力、剥夺人民权利的大纲。如大纲规     

论黄遵宪对近代中日法文化交流的贡献——以《日本国志》中的宪政思想为视角

在近代中日法文化交流转向的过程中,黄遵宪是开启日本近代法文化流入中国的第一人.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宪政制度现状的评介,为近代中国输入了全新宪政文化,同时也为清末的宪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文化的借鉴.     

乡村债务的宪政解读

乡村债务是新农村建设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与和谐社会的推进.揭示和探讨中国乡村债务产生、存在和演变背后的机制、体制等制度、规则因素,尤其是财政体制与宪政建设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财政危机是我们了解乡村债务的一个视角,财政民主是我们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财政立宪是我们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     

宪政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完善

实践证明,制定一部好宪法固然重要,但制定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将其付诸实施并进而实现宪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中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本文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宪政二者关系的探讨,认为宪政既是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宪法基础,也是宪法上的权利变为主体的现实权利的途径。最后,文章指出了宪政框架下如何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完善。     

试析“训政时期约法”训政建设的教训

中华民国时期,由国民政府领导的训政建设的失败,这不仅是宪政研究者反思的重大课题,而且对于正在探寻宪政之路的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训政建设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既有理论的局限性,也有政治环境的艰难;主观上既有权力主体的执政党弱势独裁,也有训政价值的工具性宪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