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盗赎金的性质——以索马里海盗为视角

海盗赎金的性质在理论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向海盗支付赎金是对海盗行为的纵容,因而是非法的。然而在目前,向海盗支付赎金解救船货以及船员却是当前唯一有效的救助途径。因此,通过寻找相关的法律和法理依据,明确海盗赎金的法律性质,对国际航运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海盗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构筑

海盗问题属于国际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实施,并非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和处理的。海盗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整个世界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不容忽视,各国联手海上反恐,重拳打击海盗已成为大势所趋。索马里海盗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盗问题的进一步关注。现今,日益猖獗的索马里海盗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大国际公害,并对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考察海盗这一犯罪活动的特点和危害、认真审视现实的国际反海盗机制的功能与缺陷,以国际法理论为基础,设想建立和构筑较为完善的反海盗国际合作法律机制。     

控制运输对进出口企业的作用探析

在进出口贸易中,控制运输可以预防和减少多方面的风险,比如假提单欺诈、运输途中船东倒闭破产、货物遭受损害、买方目的港拒绝接受货物、鬼船以及海盗等等。运输控制方甚至可以通过控制运输赚取买卖合同以外的收益。长久以来,我国进出口企业并没有认识到控制运输的重要作用,为此,论述控制运输对进出口贸易的诸多益处,以求我国进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契约关系下的第三方网络支付信用风险研究

我国第三方网络支付存在的信用风险逐渐显现,这既造成了交易各方的利益损失,也增大了风险监管的难度。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得出法律制度因素、用户信用记录、交易资金安全性和沉淀资金处理情况对第三方网络支付的信用风险影响相对较大,利益权衡类指标普遍影响偏低。因此,我国信用风险防范亟需创新管制思路,构建权责统一的信用体系;发挥信号传递作用,提高监管效率;设计激励相容的动态机制。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作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WTO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一国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     

《海商法》下两种托运人法律问题评析——兼论发货人制度的构建

由于海上货运合同与国际贸易的密切关联性,必然存在海运实践中多方主体的利益冲突和平衡问题,托运人作为其中重要的利益方,是海上货运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规定历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为适应海运实践的发展趋势,实有必要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明确缔约托运人和发货人的涵义和识别标准,明晰权责,构建理性而可操作的法律制度。     

刑事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恢复”——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对于平抑社会冲突，实现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保护具有特殊的价值。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基本的“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中国船舶扣押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

中国船舶扣押制度经历了以行政命令为基础到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船舶扣押再到现在的司法扣押制度三个过程,2013年的《民事诉讼法》行为保全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船舶扣押制度,但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从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嬗变谈起,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有关完善建议,对申请人、被申请人、船东以及相关部门就其适用的有关法律制度中的操作问题提出见解,讨论中国船舶扣押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对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完善做出贡献。     

中国船舶扣押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简

中国船舶扣押制度经历了以行政命令为基础到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船舶扣押再到现在的司法扣押制度三个过程，2013年的《民事诉讼法》行为保全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船舶扣押制度，但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从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嬗变谈起，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有关完善建议，对申请人、被申请人、船东以及相关部门就其适用的有关法律制度中的操作问题提出见解，讨论中国船舶扣押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对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完善做出贡献。     

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

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是WTO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加入WTO意味着海运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给国内海运企业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国际大市场和WTO接轨,我国海运业相关法律体系、市场准入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若干方面亟待完善。     

论海上强制保险的制度价值

海上强制保险的制度价值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该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于它对公平正义的保障,使责任者承担应有的责任,受害者获得应有的补偿,国家和政府免受巨额损失。作为利益平衡的理想机制,海上强制保险制度在平衡受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国家利益和保险利益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海上强制保险在节约社会成本、追求社会效益中也体现了其应有的制度价值。     

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

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是WTO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加入WTO意味着海运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给国内海运企业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国际大市场和WTO接轨，我国海运业相关法律体系、市场准入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若干方面亟待完善。     

电子商务中的信任危机与应对策略

虽然电子商务促进了中国商务贸易事业的快速发展,但网络信任危机影响到电子商务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存在着互联网安全技术发展滞后、网络信息的真实性、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网络交易中支付安全等问题,分析上述问题存在原因,提出了加强发展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健全法律制度、加强以道德为主体的网络建设等对策建议。     

从群体性事件看民间组织的功能逻辑与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各种利益主体分化组合,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出现多元化需求,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就是集中的反映,社会需要新的组织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基于民间组织在防控群体性事件中具有促进利益诉求、政治发展、利益协调和制度创新等功能,可以构建民间组织发展的政治、法律、政策、体制和管理等具体路径。     

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制度中期货公司的优先受偿权——传统民法理论对金融创新的回应

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制度是期货市场一项特殊的融资担保制度,参与主体包括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和期货客户,在该项制度具体实践中反映出三方法律风险分配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影响了该项制度的功能发挥,这是金融创新对传统民法理论提出的挑战.从传统民法理论对金融创新回应的视野,对三方法律风险平衡进行了研判,提出利用权利质权转质权来重构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制度,赋予期货公司优先受偿权,从而平衡三方的利益和风险.     

区域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

生态补偿机制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区域生态补偿蕴含了公平、效益和俱乐部效应的法律理念,制度上能够保障生态建设地区的生存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中,应认真界定区域生态补偿主体,处理好资金转移支付和协调好区域关系。     

全球治理转型中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的策略选择

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凸显出全球化进程中贸易与环境议题的复杂性。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纠纷解决上显得举步维艰。在全球治理机制更新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应通过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层次的多元化,来实现纠纷解决理念的转换、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及柔性治理的转化。我国须坚持民主平等原则、权责统一原则,通过转基因食品贸易战略选择、制度设计和配套机制建设,提升应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能力,维护本国利益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协调与平衡。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法律协调——以某地两水电站"复活"为例

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中,由于公众对经济利益的选择偏好,以及环境利益的间接性,经济利益更受关注.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调整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如何确立公众、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励和协商制度,这是构建平衡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

特殊群体是一类有着特殊利益要求的群体,在2003年非典事件中,以非典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为代表的特殊群体与社会利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平衡这种冲突,不仅是法律的功能也是政府的责任。借鉴国际国内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与发展政策并重的方法,从立法、司法等方面平衡被打乱的利益格局,使特殊群体利益得到补偿,从而完善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体系。     

我国企业捐赠的法律问题

针对企业捐赠的概念、实质以及必要性等进行探讨,对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进行分析,从企业本身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相互统一的角度出发,对如何解决我国企业捐赠法律制度的存在问题与如何完善我国企业捐赠的立法提出了看法,主张以平衡好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原则,将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捐赠程序以及具体捐赠事项等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通过建立诚信评价、奖励等激励机制,使我国企业在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基础上得到又好又快发展。